PAR 表演藝術雜誌

何謂非常上訴？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六編第441條規定，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非常上訴乃極例外的程序，前提是審判時具違反法令情事，旨在糾正一般訴訟程序之判決錯誤，盡力避免對被告產生不利益，自此，可衍生出《非常上訴》劇作的核心命題：不法國家的概念及對戒嚴時期政體的重新審視。

《非常上訴》除了專業演員的演出，亦邀請楊碧川、陳欽生兩位政治受難者共同出演，與其說是演出自身經歷，不如說是以舞台劇的方式再現記憶，那段一提起就痛苦的歷史，看似是一再揭開傷疤，其實政治留下來的裂口未曾結痂，即使輕微地拉扯也會汩汩流出鮮血，以表演藝術形式去喚起更多人的關注和反思，或許也是和解的其中一種途徑。

從《非常上訴》的劇本結構來看，最核心的內容是一場非常上訴的法庭，案件事實係關於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於1971年遭調查局逮捕，在非人道的刑求下被特務人員羅織莫須有罪名，此後蒙冤入獄，遭受數十年的政治迫害。由於劇情奠基於法庭審理過程，不免有法律詞彙過於晦澀的狀況發生，但本劇除了在台詞上以不同面相重複解釋專業名詞與概念，更充分利用投影媒材，以簡報方式提點要旨，令觀眾易於進入法庭討論，在思考過程中逐漸生成自身意見。除了法庭上言詞的意見攻防，本劇搭配現場轉播與錄像介紹人物背景、紀錄片用以陳述主角心境、精巧的聲音設計塑造臨場感，更有將過往記憶形象化的身體藝術，不同的表演形式被巧妙嵌合，摻入想像的藝術手法，因而突破法庭嚴謹的疆界，層層堆疊的結果不顯雜亂，反而揪住觀眾的心不斷前進，最後收束於溫柔與理解。

就內容的豐富性而言，《非常上訴》在對話過程中不斷拋出問題，既作為引導劇情的角色，亦刺激觀眾廣泛思考，例如何謂真實？真實是否等同事實？抑或兩者均受人的主觀認定影響？與其說本劇意在得出結論，不如說是創造一個討論的場域，並加入由國民評議員——即觀眾投票的制度，並非決定任何角色的罪刑或命運，而是回到本劇的命題，針對不法國家提出正反意見。最令我驚豔的部分是為特別出演的陳欽生與楊碧川，設計了代理人的角色，除了藉由專業演員的協助推展劇情，亦提出了代理人是否可以真正為本人發聲的詰問，最後由兩位分別來自台灣與香港的演員，融入自身處境與歷史記憶，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解釋，《非常上訴》的敘事不局限於中華民國自身歷史，更連結當代社會視角，以台灣與香港的處境相互對比，在時間與空間、縱向與橫向的面向完整形塑出台灣這片土地的樣貌。

劇末，陳欽生在紀錄片中緩緩說道：「在泰雅族語中，Balay是真相的意思，而在字首加上s的Sbalay則代表和解。」他更提到：「我本無罪，何來除罪？」在《非常上訴》中，他需要的並非除去罪名，而是看見真相，在真相的面前，創傷或許仍無法縫合，卻可能逐漸邁向放下，獲得和解的可能。保存歷史的用意是為了世世代代的人類留下我們何以存在的證據，在台灣這片土地成長的我們，應該心存感激地認識這段過去，並且絕不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