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講課或演說中常問台下一個暗藏陷阱的問題：藝術是件理性或感性的事？一般的回答多傾向後者，但猶豫不回答才比較接近正確答案，因為這絕非可以明確切割的事。若以藝術工作的專業角度著眼，從創作到搬上舞台的過程中，實則有很多理智思考和執行的層面，僅憑澎湃的感性並不足以成事。
日前看到一段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的專訪，由影壇少帥提摩西．夏勒梅主持。內容大多圍繞在前者執導的新片《花月殺手》和近年媒體生態改變等議題，但話匣子卻從兩人前陣子合作為香奈兒一款藍調香水拍的廣告開啟。史柯西斯表示自己拍的史詩級電影片長動輒3個多小時，這次拍廣告卻有一分鐘的限制，但這其實很不容易，因為一切均更加濃縮，每個鏡頭都是關鍵。他強調無論影片長短，開鏡之前總是做足功課，習慣將所有場景裡包括畫面的結構與布局、鏡頭景深、如何分鏡等都盡量設計好，並畫出草圖。除非遇到演員極度入戲時，可能天馬行空地脫稿吐出一句令人拍案叫絕的台詞，坐在鏡頭後的他較少臨場即興發揮。
感性的磅薄與理性的沉澱
這讓我想到鋼琴詩人蕭邦，據他同時代諸多的史料記載，身為一名鋼琴家，即興演奏堪稱其拿手絕活。譬如他的好友、法國名畫家德拉克羅瓦曾表示蕭邦的作品多從其「即興演奏蛻變而來，但即興當下的表現要來得更為強烈、大膽。」然而身為一名作曲家，蕭邦的樂曲雖然一般並不以紮實的古典結構著稱，從其樂譜手稿上斑駁的修改痕跡看來，無論是一分鐘的前奏曲或近40分鐘的協奏曲，無不經過反覆推敲和仔細琢磨。如濃縮精華般的馬厝卡舞曲，每個音符都是關鍵；史詩般的B小調奏鳴曲，則從和聲層次到樂句的布局均經過縝密的設計。
筆者在講課或演說中常問台下一個暗藏陷阱的問題：藝術是件理性或感性的事？一般的回答多傾向後者，但猶豫不回答才比較接近正確答案，因為這絕非可以明確切割的事。若以藝術工作的專業角度著眼，從創作到搬上舞台的過程中，實則有很多理智思考和執行的層面，僅憑澎湃的感性並不足以成事。
已年逾80的史柯西斯並不算特別多產的導演，除了一些紀錄片和廣告，目前主要共拍過27部劇情片，對於劇本和選角都有他獨到的眼光。或為滿足他在劇情敘事上的執著，史柯西斯影片的長度也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多部在3小時上下，根據美國印地安原民社會事件拍攝的《花月殺手》更長達3.5小時。但就如同一齣劇或一首交響曲，無論作品有多長，關鍵應在於其整體的結構性和材料的鋪陳是否張弛有序？以及內涵陳述的張力如何？要能讓人欣賞過後覺得那個長度就是恰到好處。
從視覺到聽覺，時間的有限和無限
《花月殺手》的劇情雖然是發生在1920年代的真實事件，充滿了貪婪、血腥及種族問題，但在訪談中史柯西斯強調該片的主軸其實是一個愛情故事。隨愛情產生了信任，信任又因背叛而破碎，亦即當愛到至深處，視線將會跨越真相，最後真相和愛一起被葬送。幾位主要明星絲絲入扣的演技，加上事件實地找來原民素人演員自然生動的表現，能夠頗具震撼力地同步喚起欣賞者內心的情感意識，深刻體驗劇中人傳達的感情張力。
雖然媒材與色調皆不同，這種炙烈的情緒張力也讓筆者聯想到20世紀俄裔法國藝術大師夏卡爾的畫風。我首次接觸其作品是他於1964年受聘為巴黎歌劇院內穹頂重新繪製的巨幅壁畫，其中內圈的4景為葛路克《奧菲歐與尤莉迪絲》、貝多芬《費黛里歐》、比才《卡門》、威爾第《茶花女》，外環則包括莫札特、白遼士、華格納、柴科夫斯基、德布西等8位作曲家的創作。夏卡爾作品讓我深感驚豔之處，在於以童趣般的繽紛七彩和夢幻式的構圖與線條，渲染濃郁的思緒及情感。他曾說「必須像德布西那樣，透過顏色讓繪畫唱歌。」但不同於在時間軸線上進行的表演藝術，平面的視覺藝術之意境可謂「此時無聲勝有聲。」愛情、花朵、宗教都是夏卡爾作品中反覆出現的題材，每當凝視著他著名的早期畫作如《我與鄉村》（1911）、《生日》（1915）、《戀人》（1928），畫面是異常流動的，欣賞者的思緒卻彷彿墜入時間靜止的黑洞奇異點中。
「藝術是美麗的，但美麗並非其目的，只是個餌……（德國文豪）席勒曾說，真相在美的背後。何為真相？你無法用理性去定義它，而必須靠著實際體驗。」喜愛研究哲學的已故指揮大師傑利畢達凱如是說。
（本文出自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