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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蓋瑞(©Christoph Köstlin 牛耳藝術 提供)
回想與回響 Echo

看見(再)創作的無限可能性

關於大衛.蓋瑞Alive音樂會

音樂家哪時候可以說自己成功?就是當我們讓別人快樂的時候。

——大衛.蓋瑞

自20世紀以來,西方學院派音樂家走出古典框架,發展出無調性音樂 (Atonality music)、序列主義 (Serialism)、爵士樂等新形式音樂後,隨著電子科技的發明,新素材與新技術也開始應用在作曲裡。1950年開始,具象音樂 (Musique concrete)、拼貼音樂 (Collage music)、電子音樂 (Electronic music),電子原音音樂 (Musique acousmatique) 等因應而生,尤其是後兩者的發明更助長了大眾音樂如搖滾樂、流行樂等流傳,音樂多元化因此成為後現代主義的特色。1980年代,龐克搖滾開始吸收其他音樂元素如爵士、雷鬼、藍調等,讓自身音樂更加豐富;而爵士樂方面也嘗試融合西方聖樂,因此產生了crossover(跨界風格)現象。此潮流逐漸影響了部分古典演奏家,開始將古典音樂流行化,為古典樂開創新風貌,如現年44歲德美混血小提琴家大衛.蓋瑞(David Garrett)。

創新又熟悉的音樂會  無拘束的體驗

 2020年3月,大衛.蓋瑞在歐洲疫情期間創作了《活著》(Alive, My Soundtrack) 原聲帶。該專輯不僅呈現了他在不同樂種的跨界改編外,如電影配樂、流行樂、搖滾樂與古典樂,每首樂曲對他也別具意義。疫情過後,感於生命的可貴,就如同該專輯名稱「活著」,2022年,大衛.蓋瑞與他的Alive樂團在全球11個國家巡迴演出,希望藉由音樂向樂迷傳達生命的喜悅。今年7月,他再次以相同曲目於德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等巡迴演出。在歐洲之外,他也安排唯一一場的亞洲場次,9月19、20日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演出。

有別於傳統古典音樂會,crossover演出場地通常選在流行音樂廳或是戶外,參與音樂會的觀眾穿著不拘。舞台設計充滿了五光十色,展現出現代搖滾樂團的風格:一組爵士鼓、鋼琴、音響擴大機。9月15日在巴黎天頂流行音樂廳 (La Zenith)的演出,首先由樂團成員演奏改編自美國重金屬樂團《金屬製品》(Metallica)的經典名曲〈睡魔來了Enter Sandman〉 震撼開場。除了鼓手,鍵盤手也將鋼琴當打擊樂器使用,強烈地在琴鍵上拍打,再加上使用擴音器的電吉他與電貝斯,強大的演奏音量與舞台上炫藍的燈光,立即吸引了全場觀眾的目光,小提琴家隨後出奇不意地出現在觀眾席裡,一路演奏登上舞台,開始了crossover音樂會。

此場音樂會沒有印製節目單,也不販售CD唱片,觀眾可以錄影與拍照。聽眾年齡層從7歲的小學生到70多歲的年長者皆有,除了電影配樂如《美女與野獸》、《神鬼奇航》、流行樂如約翰.藍儂的〈Imagine〉(想像)、披頭四的〈Come together〉(一起來)、麥克.傑克森的名曲〈Smooth criminal〉(犯罪高手)、滾石樂團的〈Paint it black〉(漆成黑色),與雷.查理斯 (Ray Charles,1930-2004) 的爵士經典名曲〈Hit the road Jack〉(上路吧傑克)等,也有將兩首風格不同的曲子串成一首,如威爾第歌劇《命運之力》慢板主題結合義大利快板民謠〈Bella Ciao〉(再見,美人)。

就像流行音樂會,主奏者大衛.蓋瑞負責節目介紹,也像爵士音樂會般,他會讓每個團員都有獨奏的機會。小提琴家有時走下舞台邀請女觀眾上台聆聽他演奏女神卡卡(Lady Gaga) 與布萊德利.庫柏 (Bradly Cooper)對唱的〈Shallow〉(一個巨星的誕生),此時小提琴聲不斷地在高音與低音間變換,像是兩位愛人的對唱;或時而在人群裡演奏活力十足的比吉斯合唱團 (Bee Gees) 的熱門歌曲〈Stay’in Alive 〉(好好活著),藉此拉近與觀眾的距離。

Alive音樂會現場。(廖慧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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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樂曲目再詮釋

儘管蓄著長髮,一副龐克造型,大衛.蓋瑞從小接受嚴謹古典音樂教育,年少時曾與著名指揮家阿巴多(Claudio Abbado,1933-2014)一起錄製過唱片。在茱莉亞音樂院求學時期,他是著名小提琴家帕爾曼(Itzhak Perlman)的學生,但也是在此時,他經歷生命中的轉折點。紐約開放自由的多元化藝術,與舞蹈及表演同儕的切磋,讓他發現小提琴的表演藝術並不僅限於古典,而是可以延伸到當代音樂。為了伴奏舞蹈學生,他開始創作與改編樂曲,也因此得過茱莉亞音樂院作曲獎。

如此才能,再加上機緣,2002年大衛.蓋瑞在比利時安特衛普(Antwerp)的「逍遙音樂節」(Night of the Proms)認識了該音樂節總監馮.德.海登(Franck van der Heijden)。當時兩人對音樂的理念一拍即合,海登後來成為他樂團裡的電吉他手與樂曲改編者。安特衛普音樂節讓大衛.蓋瑞發現交響樂團與搖滾樂團的結合是可以如此完美,用搖滾樂團來演奏古典樂曲更是迷人。從此兩人共同合作編寫出多首跨界風格的曲子,Alive專輯即是兩人合作下的成果。

在這樣crossover的音樂會裡,值得一提的是古典曲目再詮釋的方式,如浦羅柯菲夫的芭蕾舞劇《羅密歐與茱麗葉》中的〈騎士之舞〉。原作4/4拍的節奏,一來符合傳統搖滾音樂的節奏,二來小鼓在第二拍與第4拍上重複打擊,與每4拍出現鈸的聲響,瞬間增強原作的節奏感。同樣的手法也運用在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第1樂章裡,爵士鼓節奏持續伴隨著小提琴的主要命運動機,而電吉他時而與小提琴以搖滾樂對唱,時而以同節奏伴奏,產生一種奇妙的聲響組合,加上改編曲速度比原曲快,節奏也因此顯得更為緊湊與強烈,尤其在揚聲器的增強下,讓人覺得貝多芬的交響曲原來是可以像邦.喬飛(Bon Jovi)一樣搖滾的,這當中爵士鼓的運用是一個重要因素。

大衛.蓋瑞(©Wioletta Janoschek 牛耳藝術 提供)

任何聲響都可能成為音樂

大衛.蓋瑞在跨界作品中其實使用了不少現代主義手法,除了運用電子音樂與電子原音音樂外,他在改編莫札特《安魂曲—惡人受審》(Confutatis)中,應用了極簡主義手法(Minimalism)。小提琴以獨奏(A cappella)開始,演奏原作的頑固低音音型,3小節之後,電吉他、電貝斯、爵士鼓、鋼琴陸續以同樣的頑固低音進入,聲音也隨著增強,之後將錄製好的男聲混音與女聲混音加進,整首曲子此刻達到高潮,小提琴則是始終演奏頑固低音或是重複音直到曲末。雖然在莫札特原作裡,絃樂器在大部分時間即是以這種方式伴奏人聲,但在大衛.蓋瑞的改編裡,主從易位,他讓小提琴的頑固低音成為主角,人聲成為配角甚至是背景音樂,旋律已不再是音樂裡最重要的元素,短小且反覆性的節奏才是訴求的重點,可說是充分發揮極簡主義的音樂特色。

如此強調節奏的手法也出現在改編美國歌手法瑞爾.威廉 (Pharrell Wiliams)的著名歌曲〈Happy〉裡。首先,大衛.蓋瑞將一個錄製好的頑固節奏不斷地重覆撥放,跟著這個節奏,他陸續加入敲打小提琴聲、拍手聲、拍嘴聲、腳踏聲等。這樣的導奏持續了幾個小節。之後,他踢了一腳讓電子取樣機(Simpler)發出〈Happy〉中的音樂動機,開始了小提琴演奏。這期間,樂團成員與現場觀眾的特殊節奏或是規律的拍手聲,還有大衛.蓋瑞不時從取樣機「踢」出的音樂動機,都成為音樂會表演的一部分,頗有美國作曲家約翰.凱吉(Joha Cage,1912-1992) 對現代音樂創作的理念——任何環境下的聲音都可以成為音樂。

在這些crossover跨界作品裡,我們看到大衛.蓋瑞不僅精通現代音樂創作的手法,更察覺出每首原作的音樂特質,並加以發揮與突顯。就如同他說的:「不論什麼樂種,人聲或器樂,不論什麼風格,流行樂、古典樂或是搖滾樂等,所有音樂的結合都是令人驚奇的,而且它們只有一種語言,那就是『音樂』。」21世紀音樂的未來,在大衛.蓋瑞的演出裡,讓人看到無限可能。

Alive音樂會現場。(廖慧貞 攝)
本篇文章開放閱覽時間為 2024/10/27 ~ 202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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