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以楊孟軒教授描述台灣外省人離散研究的《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為引，從離散「外省人」視角，到台灣本土認同的多族群語言、地方書寫；透過分享楊教授這本2023年出版的研究，鼓勵擁有外省記憶的後代，重述自己的記憶與歷史，除了否拒本土族群（閩、客、原、新）的自我追尋，或許值得有更多積極的作為。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博士，現任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楊孟軒在《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的創傷、記憶與認同》這本研究，丟出一個提問：為什麼第一代移民很少有回憶逃難的經驗？為什麼2000年後開始，陸續有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齊邦媛《巨流河》、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等外省後代以家族為座標，爬梳集體記憶的著作出版？
楊孟軒透過口述訪談、文獻資料，以「創傷」、「記憶」、「離散」三大理論支柱，試圖剖析1945-1950年在國、共兩個殘暴的軍事集團對峙中（比如湖南饑荒、長春圍困戰餓死了大量平民），這群跟著國民黨來台的戰爭移民，如何處理他們的創傷，與怎樣形塑自己的文化與身分認同。
楊孟軒提出一個學術上的討論：外省人的雙重性，認為他們既是因戰爭流離失所的難民，抵台後又握有政治分配的權力，楊提出了外省人經歷的4個社會創傷：一、1949年的大出走；二、1950年代末的返鄉夢碎；三、80年代末期的探親夢碎；四、1990年代後面對「台灣本位」的焦慮。
每一次社會創傷，外省人就會從記憶資料庫中，提取一段記憶來療癒傷口：1949年後，有大量回憶對日抗戰勝利的書寫，特別是通俗旅遊文獻，許多人將台灣的經驗與過去在中國的逃難，特別是重慶的經驗相比，也深信最後的勝利返鄉必定到來，「戰時過客」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成為中影拍攝優秀抗日電影的重要基礎。到了1958年，蔣被迫放棄武力反攻大陸，知道回不去了，外省人的重要記憶又開始改變，「文化鄉愁」取而代之，他們開始大量組織同鄉會，出版湖南文獻、貴州文獻等，此時卻面臨第2代子輩對此興趣缺缺。1980年代，解嚴後開放探親，有成千上萬的外省人返鄉，這是第3個創傷，也就是返鄉後人事已非的風景，在外省人的返鄉文學中，最常見的一種，就是日思夜想的親人，變成唯利是圖的陌生人，此時台灣民主化以及台灣主體意識的興起，「成為他者」作為「外省人」的恐懼，年輕一輩「外省人」關懷長輩、懷念家鄉，「老兵文學」及「眷村文學」開始興起，劇場界當以賴聲川為首的創作為代表，也為後來第3波的文化記憶「講述大出走」（narrating the Exodus）奠下重要基礎。
是以，這就回到了楊一開始丟出的問題，「為什麼外省人二代，開始產出大出走的記憶？」作者認為，這是為了證明：「為了構築以在地為基礎的『外省臺灣人』認同。……他們為父母及祖父母在1949年被壓抑的傷痛做見證，不只為了減輕自己在民主化臺灣所遭受排斥與汙名化的創傷感，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堅定主張，自己也值得成為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其中一分子」。
楊孟軒的爺爺、外公家族皆是二二八的受難者，父母在他10幾歲時帶他移民加拿大，絕口不提上一輩的遭遇，一直到回台灣做研究之後楊才認識家族的歷史，但在訪談外省二代的過程中，楊從咎責的憤慨到理解了當中的複雜。
除了社會意識的變化，自己就讀戲劇系以來，從翻譯戲劇、戲曲改編與賴聲川為首的戲劇作為代表，再到如今以台灣社會為創作主題，華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言作為演出語言，從業10幾年來有極大的變化，我認為，白恐主題的戲劇，並不僅僅只是如王墨林在之前PAR的劇評所言，是「執政當局的轉型正義政策的宣導」，群體身分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是構成自身的重要元素，遠在自己出生之前的事，建構了一個族群的身分認同。任何歷史類型的戲劇，都需要更多元的圖像，當然，也包括「外省人」圖像，是以，與其否定重述過去的戲劇之必要性，不如去探問，擁有不同身分記憶的創作者對記憶的怠惰：白色恐怖並非單單本省福佬人所有，根據楊書中的資料，1950年代初期，外省人占台灣人口約10～15%，但被檢肅為匪諜的，外省人占了一半的比例，這代表外省人受國民黨迫害的比例，是本省人的6到7倍。而許多本省作家、政治人物在70至80年代對外省老兵的關心，也在當代族群政治的嚴重分歧中被遺忘。
這本書引述的訪談跟文獻都有血有肉，有人情緒激動，有人掉頭就走，有人不滿「外省人」一詞，在戲劇中，「細節」就是讓人產生同理的要素。我也是念了原住民系因而了解自己作為都市漢人，資源比原住民豐厚許多。作者指出，「與受害者有關的人不會因此就特別神聖，與加害者的關聯並不構成原罪」。如何進一步去理解彼此的記憶，試著說出自己的記憶，或許會是進一步凝聚身分與文化共識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