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自19世紀以來，德國劇場制度便以穩定的公共資源配置與多層級補助架構著稱，支撐起從城市劇場到獨立團體的豐沛生態。這套建立於「文化作為公共責任」之上的體系，過去數十年幾乎未曾動搖。然而，隨著2023年起軍事支出上升與聯邦預算收緊，各地文化預算接連縮減，儘管補助結構尚未全面崩解，現場已可見策略調整與資源重分配的跡象。

本專題的前兩篇報導已探討德國的補助制度與獨立劇場現況，本文則專訪德勒斯登赫勒勞歐洲藝術中心（HELLERAU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Arts，以下簡稱赫勒勞）的節目部經理安德烈．夏倫貝格（André Schallenberg），分享他對制度變化與劇場公共角色的觀察，也探討赫勒勞作為同時具備歷史背景、國際策展能量與社區實踐的場館，如何在資源受限下重新校準策略、重構合作關係。

預算緊縮的當下：不均勻、尚未全面浮現的風暴

受訪之時，夏倫貝格表示預算縮減目前仍是個敏感議題，並且牽涉多個層面。就他的觀察而言，由於預算縮減才剛開始實施，影響程度尚未明朗。因文化預算因德國聯邦制而由城市與邦政府主導，不同劇場面臨截然不同的處境。例如漢堡目前幾乎未受影響，但德勒斯登的州立劇院已宣布終止支持歐洲新銳劇場導演的年度展演平台「快轉戲劇節」（Fast Forward Festival），成為首波可見的削減徵兆之一。

另一個層面則是由於全球通貨膨脹，預算限制迫使愈來愈多場館將節目製作預算轉向應付基礎營運開銷。夏倫貝格說明，「比如在德勒斯登，文化預算的總額其實比前一年略高，但我們必須花更多錢支付能源與人力支出，能留給創作的資源自然就變少了。」這樣的緊縮並不完全是單一政治因素，而是由於疫情期間大規模的公共支出，戰爭所帶來的難民安置需求，以及各級政府為填補財政缺口所做的結構調整，皆影響了文化部門的資源流向。

儘管整體崩解尚未出現，但基層文化機構已開始感受到壓力。未來隨著各地政府持續調整財政優先順序，劇場營運將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資源安排上更加嚴謹：彈性更少、也更難以承諾

面對預算壓力，赫勒勞的因應知道，是重新聚焦策劃目標，以維持國際共製和深化在地合作。但在資源減少下，策展難度升高，須仰賴多方補助，並處理各單位的附帶要求。「策展不只是藝術內容，還要顧及不同合作方的期待。」夏倫貝格表示，策展必須在政治性、地域偏好與資源限制間平衡。此外，過去可長期規劃的節目，如今須待補助確定才能啟動，合作條件日益不穩。「我們常只能對藝術家說：我們想邀請你，但要再等等看能不能成行。」

在這樣的限制下，赫勒勞逐漸轉向以更明確的合作模式為主軸，「我們會根據既有的藝術家與計畫來組織節目內容」，以應對資金來源日益局限的狀況。夏倫貝格坦言，這樣的策展模式雖然務實，但也迫使場館花費更多心力在行政協調與條件匹配上。他苦笑地表示，「彷彿空氣都變稀薄了，彈性變得更少了。」

觀眾關係與自由創作網絡的動態調整

現今，赫勒勞也拓展觀眾參與，和協助自由藝術工作者，維持作為合作夥伴與公共場域的角色。夏倫貝格表示，場館雖已於去年調漲票價，觀眾的整體接受度仍佳：「我們從2018年來首次調整票價……因此觀眾願意付多一點費用。」除了票價多元化，赫勒勞也持續加強與觀眾的連結，例如每場演出後皆安排藝術家座談，並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族群開展外展節目，將當代藝術帶入學校。

對於非德語族群或新住民社群，赫勒勞亦嘗試以多語字幕與社區共製的方式拓展觀眾基礎。例如近期與台灣舞蹈家羅芳芸的創作團隊「聚合舞」（Polymer DMT）合作的節目《我的名字，Kim》，演出中提供越語與英語字幕，吸引大量平時不進劇場的族群進場觀賞：「觀眾中有三分之一是越南人，在德勒斯登非常罕見」。他強調：「我們的策略不是減少這類節目，而是讓這些策略更強化」。

另一方面，夏倫貝格坦言：「自由工作者是這波預算削減中首當其衝的一群」。為因應資源緊縮，德勒斯登的編舞家們甚至成立了「舞蹈網絡」（Tanznetz），集體與市議員對話，說明創作的實際成本與工作結構。他指出，由於市議會多由兼職政治人物組成，藝術家需要從頭解釋何以一齣作品需動用10位以上專業人員、歷時數月製作，「這是自由工作者最重要的策略之一：說明他們的工作為什麼重要。」

從生存辯護到價值倡議：當劇場回應社會的碎裂與多元

在歐洲多國出現文化預算削減與右派勢力抬頭的背景下，夏倫貝格提醒，劇場工作者當前更需回到一個根本問題：「為什麼社會需要劇場？」他指出，德國能相對維持穩定的文化生態，關鍵在於其歷史悠久的劇場制度——幾乎每個中型以上的城市都有市立劇院，有些已存在兩三百年。如今更需面對保守政治對文化價值的質疑。與文化入憲的法國不同，德國的文化政策缺乏法律保障，使文化經費常淪為「可以被省下」的選項。

這樣的處境也推動劇場內部對創作價值的重新思考。「與其一味說我們需要錢，不如清楚說明：為什麼這筆錢值得投資。」他指出，場館與藝術家之間的對話也正在轉變，從「這是一個點子」變為「這個作品對誰重要、為什麼它需要存在」。在他看來，這不只是生存策略，更是重新定義劇場公共角色的契機。

面對德國社會日益多元與分眾化的現象，夏倫貝格認為，這不是危機，而正是策劃工作的本質。「你可以稱之為碎片化，也可以說是多元化。」他以即將於2026年由赫勒勞主辦的德國舞蹈平台為例指出，參與藝術家中有高達八成並非德國出生，但常駐在德國工作，表示當代藝術早已國際化，問題在於觀眾結構與決策層的多樣性仍待開展。談及外籍策展人是否受到排斥，他直言：「如果任命只是因為這個人不是德國人，那就錯了。重點應該是：這是不是一位好策展人。」他並提到聯邦青年芭蕾舞團曾遭質疑「不夠德國」，但該團負責人在國會回應：「藝術不關乎出生地，而是你在哪裡工作。」在他看來，正是這類公開辯護與價值闡述，使劇場能持續介入公共領域，為自身存在發聲。

劇場的下一步，當一切不再理所當然

如夏倫貝格所言，「現在正是我們該說清楚：為什麼劇場重要」的時刻。預算緊縮不只是削減資源，更讓劇場不得不重新回答：我們為誰而做？價值在哪裡？從赫勒勞的經驗可見，當補助不再穩定，劇場不只是爭取生存，更要說明其公共角色，從節目策劃、觀眾關係與文化倡議中重新界定自身定位。劇場可以不只是承接政策與補助的對象，而是主動提出對當代社會的回應與提問——這或許才是下一階段真正的行動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