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在人文學術圈早已不是什麼新鮮的名詞，作為對人類中心思想的批判資源，「後人類主義」的風吹進表演藝術，除了引發學者開始研究動物的表演，比如早期馬戲團中的人與動物共演，也引發了多種非人類受眾的展演行為，比如植物音樂會，比如狗狗劇場。但這些研究或是展演多半停留在實驗或是概念層次，要真的蔚為風潮或是對表演藝術產生根本性影響，說真的，還有待觀察。

表演藝術中的動物登場，多半還是以「擬人化」（anthropomorphic）的方式出現；亦即，以擬人的方式賦予動物主體，讓牠們感知、表情達意、甚至思考與行動。藉此，動物從「牠」們變成「他」們的過程，便不再只是屬於人的「物品」，而成了自己的「主人」。但動物真的因此就獲得賦權，不再從屬於人了嗎？說實話，不論如何展演再現，動物的本體，只要是在人的認知框架下，便無能成為其自身。我們頂多能做的是在倫理學的層次上，打開人類與動物的主客界線，位移人類本位思維，在「擬人」手法打開的戲劇假定性時空裡，重新檢視人性，展演動物，最後關乎的還是批判性地認識人性本身。

如果從這個觀點切入魏于嘉的劇本《大動物園》，我們便能「聽」出劇作家，透過「展演性」（performativity）打開「人性」與「獸性」之間的辯證空間，最後取徑「表演動物」重新思索如何「變成人類」的倫理學命題。

「聽」，因為這次《大動物園》是以吳政翰經營之「序場劇本發展中心」的「焦點讀劇節」再度登場。與多年前台南人的首演不同，這次的《大動物園》保留了劇作家原作的樣貌，「讀劇」式的展演讓觀眾更能回到劇作家用字遣詞，編寫對話台詞的用心所在。故事以動物園裡動物的逃跑計畫為戲劇行動的核心，法師帶領的獸靈祭以黑色幽默的浮誇手法，丟出眾生平等的議題，缺席的園長與廚師的補位，把動物園這個場域的權力結構問題，以人物刻畫與關係對比的方式，置入前景。當法師喊出「不管生命以什麼樣的形式誕生在這世上，我們都和諧相處、彼此尊重，最後好好送牠們一程……」，廖原慶浮誇的儀式腔緊接著歡樂童趣〈大動物園主題曲〉，在莊偕之間，實習生的報到拉出了理想與現實的拉扯。

開場「人戲」的荒腔走板鋪墊了接下來「動物戲」的尖刻諷刺。貂與羊駝的對話帶出了動物園即將搬遷的事實，而在假山假水之間繞圈圈的黑熊，將被貂搧風點火，醞釀一場動物集體大逃亡的計畫。

動物這邊開始了串聯逃亡的計畫，而在人這邊是工讀生與園長之間對待動物倫理的拉扯。當實習生志強還沉浸在崇拜園長的幻覺時，園長已經下令處死掉幾隻逃跑的斑馬，而同時被射殺的黑熊，也只能讓工作人員穿上布偶外衣，持續假扮慰藉來訪的兒童。一場假的動物逃脫演習變成了真的動物大逃脫，動物園的遷徙應該是要搬到更好更大的地方，但這個更好更大的地方，對於動物們來說到底是福還是禍？當園裡的動物超越食物鏈的捕食邏輯團結起來的時候，園外的石虎母子卻努力遷徙至這個衣食無虞、確保「人」身安全之地；在裡面的想出去，在外面的想出來，魏于嘉的《大動物園》善用戲劇藝術的「爭論設計」（agonistic device）創造出許多對照角色，比如園長與廚師，園長與女兒，園長與實習生，出逃的動物與遷入的動物，打開劇本裡諸種人獸倫理議題的辯證空間——舉凡眾生如何平等，動物園圈養動物供人觀賞的真實性，可愛動物給人情緒慰藉的合宜與否，還有人類文明帶給動物的是福還是禍的大哉問……等等。

但魏于嘉的筆觸並不沉重，也不帶著人道主義悲天憫人的包袱。死去的黑熊很快被人的布偶黑熊扮演取代，斑馬的死亡讓所有肉食動物都失去胃口，而阿賢撫慰的懷孕梅花鹿竟然是隻公鹿。自然與人道的邏輯一再被翻轉顛覆，讓悲傷瞬間化成乖誕，映襯出來的卻是人性的荒謬。動物擬人卻變成了一面哈哈鏡，折射出來的是動物園裡人類的荒腔走板。到底被關在大動園裡展示的人還是獸，此刻舞台上展演的是「牠們」還是「我們」？在真假、人獸的辯證邏輯下，《大動物園》以「展演性」直面了人性與獸性的無解交纏，放出了一把魔術師的煙，攪亂了人與獸之間的虛實你我分野，劇末當煙霧散去，動物園揭露自身竟然成為了一個名叫paradise的酒吧，而一台擬人的動物此刻成了等待主人認領回家的「獸人」。讀劇導演陳侑汝讓演員出入人類與動物的表演，頻繁跳動角色的做法，因此有了表演策略上內在於劇本的意義，而演員扮演動物時，「跑」入觀眾席間（謝孟庭的擬獸演出令人印象深刻），也巧妙地打破第四面牆，將大動物園延展至當下時空的你我。只是麥克風的使用與否，演員表演能量的落差，小道具象徵功能的安插，都讓讀劇表演的整體質感呈現高低不平的落差。讀劇的演出到底要「演」到什麼程度，又要如何「讀」出劇本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感受，向來是讀劇型演出的挑戰。但就以展現劇本作為劇作家「思與言」的形式載體來說，此次《大動物園》的讀劇演出在「演」與「讀」之間還算權衡得宜，在當代劇場不斷讓劇作家隱身的潮流下，魏于嘉作為劇作家得以在此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