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原舞者在臺北會議中心演舉行一場公演,舞台上,來自台灣不同族群的原住民舞者將他們自南王部落(卑南)、奇美部落(阿美)習得的祭儀樂舞,翔實嚴謹地呈現在觀眾面前。當演出結束,舞者在哄然掌聲中謝幕,觀眾席有個高二學生看得淚流滿面,但他也說不清自己為什麼激動。
高中生名叫蘇建雄,就讀臺北成功中學。校內表現活躍的他,一路從田徑社、儀隊玩到詩歌朗誦社,最終,詩歌朗誦對文字與音韻美感的細膩追求吸引他駐足,國文課本裡的唐詩宋詞也充滿迷人的香氣,他嚮往成為詩人,甚至一度認為自己是蘇東坡的後代。

對於自己的身分,他沒有刻意隱瞞,也沒張揚。他甚至沒太費心思考過自己是誰,畢竟他也曾經歷小學老師往學生身上掛「我不講方言」狗牌的年代。不過,時間催促世界改變的速度有時快得嚇人,參與詩歌朗誦社期間,老師忽然要求他參加母語演講比賽。雖然滿心納悶,他還是寫了一篇講稿,回去請老人家幫他翻譯成族語——回去,指的是回到遠在花蓮卓溪鄉立山村的古村部落(Swasal),他父親的家鄉,也是他童年和Payi(阿嬤)生活過的地方。
雖然從小聽慣家中長輩說族語,但是,久經學校教育、慣說國語的他,儘管一舉奪得比賽冠軍,卻仍清楚感到Truku(太魯閣)語言在自己口腔中無法充分含納、咬合的異物感。他第一次朦朧地猶豫起自己究竟是誰。那之後,就有了觀賞原舞者演出時不由自主迸出的眼淚。

當回瓦旦.督喜
隔年聯考放榜,確認自己考上大學後(附帶一提,他考上的是文化大學歷史系),他立刻主動聯繫原舞者,表達自己想進團的渴望。就這樣,他成為原舞者的一分子,也從蘇建雄當回了瓦旦.督喜(Watan Tusi)。兩個名字都從父親所給予,但後者開啟的畫面遠比前者清晰——watan,是溪流裡堅硬的石頭,tusi則承襲父親的名,據說,這是一個不分男女都可採的名字,可能源自日文音譯。
起初,瓦旦是所謂的「學生團員」,既指稱他的大學生身分,也是舞團裡的學習者。當時成立7年的原舞者是國內外馳名的表演團隊,和過去服務觀光娛樂性質的原住民歌舞表演不同,原舞者以「文化展演」自居,團員隨人類學家胡台麗前往不同部落,長期進行田野調查,採集部落的祭儀樂舞,並從部落耆老傳習吟唱和舞蹈,務求原汁原味在舞台上如實呈現部落祭儀文化。

瓦旦加入原舞者時,團隊隨胡台麗田野採集樂舞的階段已告結束。他第一個參與演出的作品《祭》,內容包含賽夏族的paSta'ay(巴斯達隘,一般譯作矮靈祭)和阿美族的祭儀樂舞。他必須演唱8首賽夏歌謠,然而賽夏的旋律並不是他所熟悉的,學習也格外費力。整整一年,他靠著反覆聆聽一捲歌謠錄音帶熟記內容,日也聽、夜也聽,甚至完全隔絕流行歌曲入耳,以免忘記複雜的曲詞。
一直以來,原舞者並無制式、標準的訓練方法,而是用最傳統樸素的「一遍遍跟唱、模仿」。進部落採集學習時,團員們會仔細聆聽部落報導人怎麼唱歌、聲音怎麼轉、歌謠的呼吸點在哪;也會仔細觀察報導人跳舞時身體的律動方式、手怎麼擺、身體怎麼跟,乃至腳步的細微移動;開始招收學生團員後,一樣採取跟唱、模仿的老方法,只是改由老團員口傳面授的師徒制,錄音帶充作輔助教具。(註)

在瓦旦的回憶中,那是一段單純快樂的時光。日復一日的傳統樂舞練習,讓團員們逐漸形成一個牽起手、交換眼神,彼此就了然會心的緊密團體。雖然在表演的舞台上,他還是稚嫩的新手,但只要跳舞時大夥的手牽在一起,一種安全和有所歸屬的感覺便油然而生。
那段時間,大部分在北部就讀大學院校的原住民青年,都曾到過原舞者位在新店寶中路的排練場,牽起彼此的手,唱各部落的歌。但,人們來來去去,只有極少數人持續留下,瓦旦就是其中一個。從只參與演出的學生團員,到協助團隊盤點上千件檔案資料和服裝道具的工讀生,畢業當兵退伍,瓦旦的父親希望他有個穩定工作,一度央人安排他報考郵差,他卻在面試地點的門口折返,回到原舞者,並親歷了舞團改制為財團法人文化藝術基金會後,團員盡皆散去,唯有藝術總監兼團長蘇大哥(Faidaw Fagod懷劭.法努司)等寥寥數人的動盪時期。

2007年,原舞者離開台北,遷到花蓮鯉魚潭的池南部落長駐。瓦旦從蘇大哥手中接棒,擔任團長一職,專門處理團隊行政。在這段狂飆時期,他曾一口氣執行8個案子,從製作演出、人才培育、數位典藏、團隊網站……全部一手包辦。多年以後,當時的瘋忙似乎沒留下什麼陰影創傷,倒是一次機緣再度走進原舞者2樓倉庫時,他不勝懷念地拾起不同作品服裝道具,如數家珍地介紹:這是賽夏paSta'ay的肩旗、那是鄒族達邦部落的男生綁腿……
雖然當年為所有團產建檔造冊是份苦差事,瓦旦卻因此對這些服裝物件所蘊含的文化及象徵意義有了更完整的認識。每一道圖紋、色彩、編織技法,都藏著各部落族人授與原舞者的珍貴知識或故事。倉庫裡整齊疊放的族服,不像博物館典藏的展品,雖妥善保存卻彷彿失去靈魂;也不像Truku老人家穿了一輩子的族服,最終跟隨亡者一起入土;它們曾經被無數表演者穿戴使用,沾黏過不同的汗與淚,每次的沾黏都留下一點點靈魂的印記,無數的印記裹在一起,等待後來的原舞者和當年的瓦旦一樣,前來領取這些表演族服宛如老人家一般傳授種種肥沃的記憶。

在原舞者,把線頭接起來
從台北遷徙到花蓮後,原舞者的表演風格也產生變化,從過去把部落祭儀樂舞的內容和文化情境如實搬進劇場空間,以歌謠舞曲串起整場演出,慢慢走向戲劇性的敘事鋪陳與樂舞交錯。2006年,原舞者演出《杜鵑山的記憶》,內容描述鄒族基布屋社(Cpu'u)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的生命故事,瓦旦除了飾演主角高一生,也是編劇。
高中時嚮往成為詩人,創作的火星一直在心底悶燒不曾熄滅。自從參加了國藝會培育藝術人才所舉辦的「青創會」,嘗試撰寫劇本,這股焰火更被助長燃燒。很快地,瓦旦接獲團內第2個創作任務,要編導一部以太魯閣戰役為題材的作品。雖然自己是名符其實的Truku,且太魯閣族才剛在2004年被國家正名為第12個原住民族,但碰觸如此沉重的題材——事實上,這場發生在1914年日本帝國與太魯閣族之間的戰役,可以說是Truku族群認同的起點——對才剛踏上創作旅程的他來說,實在是太、太、太、太大了。
他選擇從距離自己更近的路出發。一方面前往花蓮秀林鄉的富世部落進行Truku歌謠、神話與歷史的田野採集,同時也將自己的家族經驗灌注其中,故事主角的Truku母親和榮民父親,便是以瓦旦的Payi和湖南籍第3任丈夫為藍本。在創作這部《尋回,失落的印記》期間,瓦旦做了一個印象深刻的夢。

夢中,他置身於一個沒有光的所在,忽然,一陣清晰的話聲傳到耳畔。那聲音告訴他:「瓦旦,你要把線頭接起來。」他立刻醒轉,卻不解其意,只好撥電話給母親,請母親詢問部落的老人家。這應該是老人家(祖先)想幫你做這個作品吧,母親這麼轉達老人家的解讀。
故事中的主角「建國」,被一陣黑色的旋風捲進夢中,這陣旋風從Truku的創世神話一路席捲而來,把角色吹回了Truku族群的起源,和不同時期的集體記憶相遇。這些記憶一度湮沒於時間的溪流中,而逐一尋回這些印記的不只是建國,也是瓦旦自己。通過富世族人的分享和史料研讀,他開始指認Truku最早從台灣西部翻越中央山脈,自奇萊山沿立霧溪而下,最後落腳於太魯閣山林的遷徙歷程,其後又如何在日本帝國的攻掠進逼下,被迫離開祖居之地,親族離散,被火車運往不同地區移住。在漫長的移動中,族人看似不斷割捨各種近身之物:土地、家屋、游獵、織布、文面、Gaya(包括宇宙觀、靈觀、禁忌在內的各種祖訓)……但刻畫在血與夢裡的印記,並未真正離開。
從學生團員、舞者、行政、團長、創作者,原舞者給予瓦旦的滋養,早已超越了一個表演團體或工作職場,而是身為一個人,知道自己是誰,從何處來……瓦旦認為,自己這份立足於世界的信心,正是原舞者鍛造而成。然而,2012年,由於不堪當時基金會主事者頻仍安排團隊赴中國等地商演,他選擇辭去團長一職,離開原舞者。
註:關於原舞者團員進行田野調查學習的描述,是援引目前為TAI身體劇場舞者及行政的Ising Suaiyung以新.索伊勇(朱克遠)所撰述的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牽手的那一刻、放手的一瞬間。樂舞著的認同,原舞者》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