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18歲的鄭智源寫過一篇小說〈我和我的瘋狂史錯身而過〉。王德威在《台灣：從文學看歷史》裡，將鄭智源放在葉石濤、楊逵，特別是王詩琅等人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脈絡裡閱讀。這些作家大都在未成年時，就把寫作當成推翻政府的文學行動，而且這種行動，和解嚴以降所謂「黨外運動」完全不同——它是「無黨所忠」的，對於執政權力全無興趣，追求的是每個人的自由解放。王德威稱之為「青春安那其」。

怎知，革命青春到了今天，一下子成為可徵用的政治資源。那些占領運動中的明星學生，紛紛擔任起黨團發言人、市議員、不分區立委、談話節目名嘴。青春並沒有一去不回來，是安那其凋謝了。王德威說得更絕，那叫做「走過安那其，看見法西斯」。

《已讀》中的4位大學生就處在這種不再需要反抗，又難以接受規訓的尷尬裡。為什麼要反抗？學校老師是那麼樂於和同學溝通，爸媽是那麼愛無論LGBTIQ+都好的你。離開校門和家門，還有文化中心這個大家庭歡迎你來當志工，幫助市民增加素養，幫助建商增加銷量。這裡就算不是天堂，我們也已經不可能更幸福了。所以，4位大學生表現得那麼有禮貌，有禮到一旦感覺有什麼不對，那一定是自己的不對。

所以他們「對不起」說得很著急，聲音裡充滿恐懼。

恍然間，他們，包括我們，距離上個世紀反戰、反資、反威權的學運世代，是多麽遙遠。當時的文青，就是一邊搞沒人看得懂的實驗電影和小劇場，一邊在校園和街道上搞破壞。無論是在詩歌還是在行動中，暴力的破壞，無論破壞的是法律還是語法規則，都是為了表達那股深愛著世界的溫柔。現在反過來了，這個世界對年輕人無比溫柔，到處是機會成為網紅、駐館藝術家、政策代言人。青春成為政府。青春政府總比老人政治好，可是這樣的話，那股在破壞中創造的暴力，該怎麼辦呢？那股必須在死亡衝動當中衝刺的恨與愛，要拿誰來恨與愛呢？

導演和4位演員的膽識，就過人在這裡，因為這是一個不再有人敢問的問題。暴力應該接受輔導、治療、管理，就是不可以被問。於是，一股暴力的暗流在舞台上靜靜地爬行，卻造成多處傷亡，引發許多黑特。我們看到，這股青春的暴力，在今天有兩個流向。

其一，是流向群眾暴力，不只是和大家一起抗議，也和大家一起贊成，滿腔憤怒變成對於快樂的過度用力，就連快樂都帶有壓迫感。重點是，在這個「大家」形成之前，自己是無所謂贊成或反對的。第二個暴力的流向，是流向自己。當外界再也找不到需要推翻或打倒的對象，而任何崇高的理想事業都被證明不值得，這股無處發洩的暴力就會反噬自身，自己攻擊自己。戲一開頭，女大生因為害怕找不到工作，就交代遺言似地請求觀眾轉告家人，她愛他們。還有，如果她離開的話，請為她播放伍佰的〈時光雨〉。這世界對她何其溫柔，連自己的告別式都不好意思麻煩人家。

很難看出鄭智源的天才，因為他不追求明星陣容、大舞台、笑點、爆點等等需要技巧化調度的東西，雖然18歲的他早已證明了他可以。舞台上，最殘酷的青春物語，看起來也像是冷笑話一般，他一邊說，一邊掛著一抹神秘兮兮的微笑。你搞不懂哪裡好笑，卻因此記得了。你已讀，卻不用回，這世界已經有太多匆忙的「已回」，太多為了留言而停止的閱讀。

為了無盡的閱讀，他把暴力處理得像笑話一樣冷，把悲傷編排得像副歌那麼輕。為了那些還想逃跑的人們，可以在路上哼唱。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曾說，詩歌是最輕便的武器，讓人光是唱起一段歌謠，或只是吹個口哨，就足以在革命最黑暗的夜裡保持勇敢，在最困惑的時刻找回清醒。詩歌是以斷續的瞬間形成的永恆。誰知道呢？散場後，觀眾的討論和黑特，都是某種反覆吟唱的變形，也許有人哼著唱著就會想起來，青春曾經是安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