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又塞车了。一路堵到皇冠艺文中心，又一次约会迟到。皇冠的门内是一个对比的世界：沁凉的画廊、敞亮的舞蹈练习室。台北人寸步难行，几乎快遗忘了还有这样一个角落，忘了舞蹈原是一种快乐的本能，呈现人际的抽象而密合的关联。
上次走访平珩谈舞，她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舞蹈家，只是自幼所受的教育都在压抑这种冲动。她又说到八〇年后台湾舞坛的多元和活跃，来自国外的艺术指导们为台湾注入新的舞蹈技巧与不同的美学观念；八五年以后，本土的编舞家们开始定期地发表作品：包括了陶馥兰，萧静文，彭锦耀，罗曼菲……有纯舞蹈，有融合了政治意识与社会关怀，有舞蹈剧场的形式，面貌多样。
二楼舞蹈练习室旁的小会议室内，我到时平珩和罗曼菲已聊了一会儿。我们啜饮著珍珠奶茶，中南部20元的东西在台北要50元。在这样拥挤而昂贵的空间中，是什么力量支持她们继续走在这条投资报酬率永远不能平衡的路上呢？
（她们的话，像是舞起盖希文《波吉与贝丝》中的〈夏日时光〉……）
罗曼菲（以下简称「罗」）：现在小型演出（没有灯光设备的基本演出）比五年前少了很多。最近只听说崔蓉蓉有一场演出。
平珩（以下简称「平」）：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舞蹈创作方面的确做得少了。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好，但相对地对所谓「专业」的要求就更高，年轻人不愿在较差的条件下创作。其实，场地的表演空间可以加以改变而产生新的可能性，不应该自限。我觉得年轻人太缺乏好奇心了；应该主动地寻找成长的方向，上课的小剧场也可以用来作小型的发表，由秒而分地累积成长，有了成熟的理念，当人力、资金、机会、场地齐备时才可能做大型的演出。表演者和团体都可以更积极。我们这一代因为对人的肯定比对环境的肯定更大，所以还拚命热情地做。
罗：就算是艺术学院的学生，有时虽有较好的环境，他们仍没有作品出现。现在的价值观改变了很多。我在国外学舞，一毕业就只想赶快回来跳舞，觉得在自己的文化里努力才有意义。当然，那时候的社会也没给年轻人那么多的文化压力。
平：这是一个物化的世界。创作本身就存在不稳定的性质。以前我们并不把稳定的工作看得那么重要，但现在的学生刚毕业就急于赚钱，所以大大地减低了其他的弹性与可能。这一两年，大环境变得太快了。
罗：我现在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和观众沟通。我觉得当我想诚恳地拿出一些新的东西时，不知道观众在那里，距离好远。艺术变成了消费行为，观众最想知道的只是还有什么「新鲜」的。《薪传》在十几年前公演时，舞者与社会间的互动性很强，可以感受到观众的需求和情绪上的支持。但现在这种声音很微弱，很少人在关心。
平：这种情形在台北比较明显，中南部就还好。基本上，台湾的观众都蛮温暖的，对舞者多有正面的肯定。越是这种表演机会与空间不足的时候，艺术工作者越是该放下身段尽力去做，多做才能看得更淸楚。
罗：现代舞本来就是小众，但也不该小到目前这样。以前在表演之后，媒体至少有反应。媒体是表演者和观众间唯一的桥，现在表演艺术缺少足够的版面报导，舞者会觉得没有人在乎他们。尤其是年轻的舞者，更需要人肯定。
平：所谓的「大众」，不应该只局限于背后有商业取向的流行音乐，应该还要再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台北仍有一群有兴趣的人在努力著。现在的情况是本土的做得不够，外来的越来越多，大家搞不淸楚，而实际上大家都要负责任──包括经纪公司、观众和媒体。
罗：我觉得台北欣赏表演艺术的观众是寃大头。经纪公司已变成商人，没有文化包袱，便宜就好，以金钱为导向，结果使国内观众无法看到更多的舞蹈风貌，无法看到匹娜．鲍许（Pina Bausch）这样的大师的演出。其实培植国内舞蹈团体并不是剧院的责任，但剧院也在做。我期待国家剧院能更独立，做好内部规划，每年以请十个团的钱请一个特别好的国外团体，并自制大型演出。
平：当请来的团体较少时，工作量自然会减少，品质也比较容易精致；比如可以让一个制作演很多场。只要能和港、日的国际艺术节连线就可以了。
罗：还有，评议委员不能老是挨打，只能接招，应该要主动规划。
平：目前的评议制度其实相当不理想，只有点的鼓励，而未顾及全面。基本上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能定期评鉴经费补助的成绩，有系列地规划该年度的节目内容，官员就不会再左右为难了。
罗：我希望下一代能更好。做文化要有责任感与认同感，不是搞房地产──投资环境不好就走了。也不是搽粉──可以卸妆。现在的有钱人变成世界公民，不在乎了。
平：人们可以不关心舞蹈，也可以不关心交通、环保……。我觉得很消极。我只想把我要做的事做到最好，也只能如此了。
（深湛湛的蓝调涂满了台北灰蒙蒙的天空。一曲舞罢，你还要换首什么样的乐章，继续回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