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是甚么？作为一个香港人，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多余。但若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试问：对中港台三地来说，一九九七「可以」是甚么？问题便变得耐人寻味。
「一九九七」是甚么，作为一个香港人，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多余。但若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试问：对中港台三地来说，一九九七「可以」是甚么？问题便变得耐人寻味。
我的答案是：一九九七香港永远主权回归，令三地相互的关系发生一次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大的转变。近五十年来所建立的中港台政治文化商业关系，将在今年重新厘定。
有破才有立，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九七不是大限，而是令三地官民重新检讨相互关系的契机。
具示范性的深度交流
作为一个香港文化工作者，我见到一九九七为两岸三地带来最明显的影响，是交流意欲的加速。自八〇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开始，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且有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化的趋势，这趋势将会放一九九七这几年达到一个高峰。
背后原因可能是随著三地的经济接触愈来愈多，两岸三地的文化发展已达可沟通的水准，经过了近五十年的各自发展，趁一九九七这个机会，藉交流重新定位，找出自己与对方的关系和位置，是三地人民，至少是三地文化工作者的愿望。「中国旅程一九九七」是这种交流意欲的产物，也是「深度」交流的一个好例子。
表演艺术界的交流形式通常不出两种：演出和硏讨会。然而通常剧团去外地演出时，都会把大部分心力时间都放在演出和宣传活动上，跟本无暇和当地同行作深入交流，而硏讨会则很容易因为大家背景不同，又没有共同观照点，而变成自说自话，各自表述。
我认为这次「中国旅程一九九七」为两岸三地表演艺术的深度交流，做了一次很成功的示范。两岸三地的六位导演依照规定，以一桌两椅两演员的模式，各自创作二十至三十分钟的作品。这简简单单的规定其实暗藏玄机：一、各导演提及的一定是简单的短作品，他们因而可以腾出很多时间作交流讨论。二、六个作品在形式上的统一，令大家于交流讨论时有一个可作比较的参考点。三、因为作品规模的短小，令创作者抛开「要做一件我的代表作」的念头，而倾向于「要做一件和两岸三地一九九七年有关的作品」。
结果是，统筹者不需向各导演提出主题异同的要求，不需言明讨论主题是两岸三地一九九七，讨论内容自然会被演出引导至这论题上。以形式引导内容，以演出为引子，以讨论为目标，这次表演艺术交流活动的成功例子。
可以不同角度解读的六个演出中，香港占三个，台湾两个，大陆一个。于演出的个别艺术价値来说，其实六都只是习作式小品，但因为都是出由高手，小品也有可观之处。
可以不同角度解读
若把六个作品放在一起看，即刻就构成一幅极有意思的图画。从形式运用、内容取向、从中华文化的角度，从两岸三地，从一九九七，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民间与政府关系的角度，就像一幅七巧板可变出无穷意象，中国旅程的六出戏也可不同角度解读。
如果以从作品中表达出的人伦关系来看，我们可以把六个作品分为三组，李国修、杨德昌和进念在作品中处理的是个人与机制，这里和外面、我和众人，民间和上面，中国人和中国这些带有权力和张力意味的关系。
林奕华和李六乙的作品，在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异」和「同」的平辈关系。关锦鹏的作品，则在处理一个人和他自己的关系，态度内敛而深沈。如果我们说中国人的社会是以人伦组成的社会，我们从「中国旅程」的六个作品中，可以看到此今日两岸三地的艺术家怎样处理中国人的伦理关系。
台湾：感情浓烈，又很无力
台湾的两个作品不约而同，都带有很明显的政治色彩，李国修的作品以性爱关系比喩台湾的政治环境；极尽挖苦，但又「悲情」得很。杨德昌的作品贯彻他电影作品中的冷静，但整个戏作为一个政治隐喩（台词：如果我们整个政府就是一个帮会），这讯息实在浅白明显。
而我从香港人的角度看这两个作品，实在是非常的「台湾」──情感浓烈，对社会又爱又恨又关心。但始终是从一个局外人的旅行政治，从传统的「庶民」角度看当权者，作品中流露着一种从下向上「仰望」的距离感、无力感，如李国修作品中说的：「我认为说戏剧能够改变社会，只是痴人说梦。」，他也在一次座读会中表达过如此的看法：「戏剧不能影响政治，因为政治解决者根本不会进入剧场看戏。」
同一个座谈会上，林奕华问杨德昌：你的很多作品中的台湾都很灰暗，但为甚么你不索性离开？杨德昌的答复是：「就好像是一个童年朋友他变坏了，你会批评他，和他说，并不会就此离开他。」感情，始终很重要。
香港：冷静而不冷漠
同样处理一个人与机制的关系，荣念曾的作品却很「香港」；完全没有感情因素，理性、冷静而不冷漠。他在作品中提出很多问题，关于人与人，人与椅子，椅子和位置的关系，他也在作品中直接提及香港人最新的权力象征：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但他在作品中让观众看到，掌权者坐的是一张椅子，我们坐的也是一张椅子，人可以互换，椅子可以互换，位置和权力关系者可以互换，权力不是绝对的有或者没有，上或者下，每人都同时是上面和下面，有权和无权。同台湾的两个作品相比，荣念曾没有了那种悲情的权力绝对论，却换来了一个具可塑性的权力相对论。
林奕华的作品，其实可看成荣念曾作品的延伸。两个年轻人并排而坐，倾谈各自在外国念书的经历，夹杂大量英语、国语、广东话和香港俚语，看似荒谬，但妙在两人都演得很投契。在一次座谈会中，有位观众说看得心里很不舒服，她问林奕华是不是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林奕华答说他有时觉得在文化上他是个杂种，而他认为这也没什么不妥。
如说林奕华的作品处理的是平辈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单说台上两人是平辈，而是说林是用一种平辈，平等的关系看待中国人／香港人／外国人／世界人这些身份问题，所以中国人说英语没有甚么好悲哀的，香港人享受外地生活也不是数典忘祖，认为他这出戏是悲剧，我却认为这是他一出积极欢乐的喜剧。
大陆：找出大家都舒服的关系
李六乙过往的作品大家都没见过，但作为唯一的大陆代品，他的作品无疑承受了很多额外的期望，我认为其实不必要求这短短的作品可以反映很多大陆的东西，作品就是作品。
我把这作品看成两个年轻人在尝试寻找一种适合的关系，这关系包括与社会及与对方的关系，剧中两人成天抹桌子拂椅子，然后不断搬桌椅，脱衣服换形象，都是对位置、关系的调整，目的不是建立或者化解一种权力关系，而只是找一个大家都舒服，都觉得满意的位置而已。
我把这作品和林奕华那个放在一起，就是因为作者在作品中最关心的是两位角色之间的关系，社会、传统和机制不是不在，但已是身外之物，只以平常态度观之。
关锦鹏的作品说的是自己，是他吿诉观众，他已经找到一种舒服的，面对自己的态度，并想与观众分享。就算最挑剔的评论家也不能在这作品中找到政治和社会的隐谕。
关锦鹏只想自己关心的题材，这种「出格」可能不是大会统筹者的本意，但恰巧却补充了「两岸三地一九九七」这大题目下的盲点──「个人」。在表面政治话语充斥的一九九七年，哪里还有空间让一个人提出对他对自己性倾向的看法，从他与妈妈，与身边的人的关系，对自己事业的检讨？情真意切，这「出格」之作，竟成为六个演出最为人称赏的作品，也为这个讲民族、讲文化、讲政治讲九七的戏剧汇演多加一个面向（dimension），人的面向。
从大到小，从外到内，从国家到个人，这次「中国旅程一九九七」既能让参与著自己的东西，讲自己的话，也让各色人等关心别人的东西做，就此一点已经十分难得。就像杨德昌在一次座谈会中讲到中国人能否实行真正的民主时，他说：这一次（中国旅程）就很民主。
文字｜茹国烈 香港艺术中心节目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