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在本地的剧本创作者中，纪蔚然对于语言著力之深，大约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他对于语言在当代台湾社会中的形貌，也较其他作者有更高的敏感度与关注。从《黑夜白贼》、《夜夜夜麻》、《也无风也无雨》、到《一张床四人睡》，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如何娴熟地操控语言，藉语言掌握、描绘、拆解现实社会与人际关系。在这些作品中，剧作者对于语言的掌握几乎是绝对的，但在他的新作《无可奉告》剧中，这种绝对的关系却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一个叫做雨颜（语言）的角色，一群只有身分／功能的人物──自由人、研究生、上班族、父与母、男与女、组长与组员、司机与乘客，一段段没有头绪、也不会有任何结论的对话，和剧场中时而出现的神秘声响，共同构成了《无可奉告》一个接一个既写实却又近乎荒谬的场景：在咖啡厅里，几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间的漫谈；在寻常人家里，亲子间冷漠又无交集的对话；在直销事业体里，从业员间激昂却空洞的教义问答；在计程车中，司机与乘客之间相互交换的莫名恐惧；停电的KTV包厢里，在面对朋友们逼问的压力下，雨颜以一句「我只有隐喻」企图逃脱语言，但终究还是……。

剧作者的焦虑与坚持

在过去的诸多作品中，纪蔚然可以运用充满隐喻与现实感的语言，铺陈绵密的情节线索，描绘错综的角色关系，呈现出社会关系的崩解；但在《无可奉告》这样一个没有角色、没有情节主线、没有明确意义范围的文本中，被放在剧场中检验的，不仅只是剧作者所身处、所描绘的社会或人际网络，更是他赖以为生、借以明确界定我／他人关系的工具──语言。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无可奉告》中，剧作者本身或许才是最受到威胁的人／角色。

在现实社会中，语言是社会和平转变／不流血革命的祭品，在《无可奉告》剧中，它／他（雨颜）则成了剧作者的代言人，为他叙说那种受到威胁的不安与反抗的情绪。如果雨颜的神秘与「无可奉告」就是全剧的中心，那么环绕在他身边的朋友、父母子女、陌生人，和他们的关系，就是剧作者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剧中那些无意义的、不负责任的、毫无沟通功能的、与逻辑无关的语言，就是雨颜口中的「隐喻」──传达剧作者焦虑感的隠喻。

这样的焦虑感，来自剧作者的坚持：坚持语言必须有意义／重量／逻辑的前提，坚持自己作为一个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性，和坚持自己不愿随波逐流的立场。剧作者不仅只是要「忠实地」描绘出台湾当代语言的崩解，更必须提出他的批判：我们可以听到他借由演讲者之口，对台湾当代语言的「去意义化」与「吴宗宪现象」加以嘲弄；藉雨颜之口，传达对媒体炒作新闻的不屑与愤怒；藉爸妈两人关于「罗生门」的对话，对「真相」沦丧的现象加以谴责。

因为这样的坚持，剧作者在他和贴近观察／介入的现象之间，还是保留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并且勉力维持住两者之间的主客关系。相对于剧作者的坚持，导演傅裕惠在表演风格与舞台空间的处理，就显得自由许多，并且更为贴近戏剧文本所企图呈现的语言风格与社会形貌。

流畅的场面调度

导演对于演员的放任，其实是相当明显的：几个主要演员在表演风格上的差异，并不见导演试图调整统一的痕迹，演员在不同角色间的转换扮演，似乎也是相当自由，而不需在写实的前提下做到乾净俐落。因此，我们可以在刘守曜的肢体表现里看到舞蹈专业的背景，在蒋薇华与姚坤君的表演中，看到学院训练的准确与纪律（discipline），可以在Fa（蔡政良）的身上看到近乎无赖的随性，在黄健玮的身上看到这个时代的无厘头与轻薄。

没有了因果逻辑的情节结构，剧作者利用捡场的角色，将断裂的、交错的场景加以串连，除了彰显文本本身的剧场性（theatricality）外，其实也是一个有点取巧的设计；对于导演而言，这一点就成了一个在空间与角色转换上的挑战。导演在这方面的处理，相当流畅而纯熟：她让捡场的角色不仅只是串场，更能以活泼的走位与自由的动作，在舞台的画面中吸引观众眼光；借由几个出入口的运用，她也制造出隐藏及揭露的效果，让人物的出入交错流动活泼，并且呼应文本中时空情境与人物关系的暧昧情调。

导演自由放任的态度并非毫无节制，并且应该是经过思考与设计的，这一点可以从她对于节奏的处理上得到印证。

在节奏的掌握方面，导演表现出相当的严谨，并且有效地掌握时间在剧场演出的关键性。尤其在〈我决定要面对我的猥亵〉和〈所以我选择坐中间〉两段，处理得宜的节奏，非常生动而准确地传达出男女的性关系中、以及陌生人之间的那种紧张与拉扯。

文本与舞台视觉相互拉锯

剧作者的坚持与导演的自由放任，形成文本与舞台视觉相互拉锯的紧张形势／关系，全剧的戏剧张力，有一部分就来自这样的紧张关系。一个颇为明显的例子，是直销公司员工教义问答的一场。在这场戏里，我们可以发现演员似乎找不到一种适切的节奏感，去表现出直销事业本身的特质；文本内容的重量（组长的训示），或许就是让导演与演员无法在舞台上自由移动的主要因素。

这样的紧张关系，也表现在演员的表演上，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扮演「雨颜」一角的刘守曜。

在他过去的演出作品中，刘守曜总能运用他充满表演性的肢体与声音，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视听觉效果，而念白本非他所擅长。因此，将他放置在一个以语言为中心的戏剧情境中，并且让他扮演中心的角色，其实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做法。或许编导的用意，就在利用这个演员不擅口白的特点，突显语言／雨颜之不可掌握，但就他在剧中的表演来看，念白与肢体间的冲突却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冲突；但到了最后一场，雨颜在众人的逼问之下所作的那一番告白里，这样的冲突对于其中所要传达的抒情，还是有些伤害的。

「我还是说多了」

《无可奉告》所描绘的，是一个语言已然与现实脱节、人际网路濒临崩解的社会，并且传达出一种对于这种现象的无奈与焦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焦虑、坚持、放任、或者随性随流，无论是「无可奉告」或者「游戏语言」，《无》剧的创作者们终究还是对自我、对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对剧场有所期许的，终究还是希望我们能不忘记现实的残酷、和生命的缺口，还是不能不如雨颜所言：「我才说我不想多说，我还是说多了。」

因为，在一个大家都无法忍受「无可奉告」或「沉默」的社会里，或许只有在剧场中，我们还能「好像听到什么声音」──无论那是什么样的声音：是一根弦在契可夫的《樱桃园》里断裂，或者是来自《星际大战》里的那只鲸鱼。

 

文字｜陈正熙 台湾戏专剧场艺术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