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eus转换成《莫札特谋杀案》,寄意所在也从音乐神童的命运转移到天才音乐家的命案。《莫》剧的改编之举,仿如把合唱改为齐唱,虽令笔者难以苟同,呈现嫉妒在基督教社会的心理机制仍动人心弦。
果陀剧场《莫札特谋杀案》
9月6〜10日
台北国父纪念馆
犹如语言决定思维的向度,剧名透露创作的方针进而左右观赏的角度。彼得.谢弗的Equus(1973)于一九九四年由杨世彭与表演工作坊联手引进台湾剧场,即《恋马狂》,原作的标题印证了名称与本质的紧密关连,此间艺文界的某些评论则反映了中文译名对于观赏角度的影响。原标题是拉丁文的「马」,剧作家则是经由追踪马在古典神话的意义,按图(心理分析)索骥探讨西方现代人集体潜意识某个角落的幽微,藉这一番铺陈,揭露理智与热情在现代社会的解离现象及其后果(注1)。心理医师虽然是贯串全场的要角,他毕竟只是谢弗用来打开秘密花园门锁的钥匙,很重要却不是意义所在。「恋马狂」这个中文译名,则把欣赏的线索从语言迷障的参悟转移到恋马心理的机制,于是心理医师一跃而成剧旨的焦点所在,心理的分析于是取代推理的过程而成为品评的标准。结果,媒体评论非议谢弗卖弄肤浅的心理分析知识者有之,批评他刻划心理医师却看不出心理深度者有之,指月之指喧宾夺主,可偏偏Equus的意趣普遍给忽略了。
必也正名乎
无独有偶,谢弗的另一部剧作搬上台湾剧场也面临类似的遭遇。Amadeus(1979)转换成《莫札特谋杀案》,寄意所在也顺势从音乐神童的命运转移到天才音乐家的命案。命运不同于命案,不言自明;不过此处特别要强调的是,如果是指天才音乐家,谢弗应该会称他的姓Mozart,如今偏称Amadeus,称名而不道姓,甚至不是用于暱称的Wolfgang,很可能是要强调「神童」比较不为人知的童性或纯真乃至于失礼或幼稚,也许是因为他在某个意义上永远长不大,也许是因为他总无法适应成人的社会。揆诸事实,莫札特本来的名字是Theophilus,希腊文「神所宠爱的人」,即德文的Gottlieb,Amadeus是拉丁文,也是复合字,意思相同。谢弗在剧中编派给萨列瑞所说有关上帝之立场的台词,无疑都是拿「神童」在兴风作浪。不论如何,《莫》剧改编之笔显然调换了镜头的焦距,于是命案取代人格特质成为落焦之处,杀人凶手的心理动机取代音乐神童的性格刻画成为景观所在。结果,就像《恋马狂》里的心理医师戴沙一样,原本扮演功能性角色、虽然贯串全场却不是寄意所在的宫廷音乐家萨列瑞,喧宾夺主成为意趣所在。
只从一件事即可看出萨列瑞的功能属性。他一开口就邀请「等待出生的人,未来的鬼魂们」听他「忏悔」。真正的忏侮是对上帝,要不就是对当代人,从来不会是对尙未出世的人。他结束回忆之后,在舞台上当众割喉自杀,进一步证实他是硬被谢弗给架出来,引他的台词来说,「公演(……)我最后的作品」,可见他真正的身分是剧作家谢弗的发言人。套用他在剧中揶揄当时歌剧召唤鬼魂的台词,他只是谢弗召唤出来以便在舞台上驱驰想像的发言人。虽然萨列瑞的戏分比戴沙医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却谈不上自主性,而只是谢弗为莫札特写像的投影机。谢弗甚至透过萨列瑞的台词刻意模仿他在莫札特的音符中所听到的一大特色,即俏皮,如前引萨列瑞向观众问候的开场白即是一例。萨列瑞的工具性角色充分体现在他的音乐家身分:在他和莫札特差不多同时抵达音乐之都从事乐坛历险的一七八一年,启蒙运动虽已如火如荼,可是在法国大革命促成欧洲政局重新洗牌之前,音乐家唯一的出路是以荣耀上帝的名义侍候贵族,引剧中的台词来说就是「当个奴才」。就在这节骨眼,我们意识到谢弗原作的一个主题线索:继科学与哲学披荆斩棘之后,音乐界步踵文学界,也开始向启蒙运动输诚,莫札特便是开路先锋。
戏剧性的扭曲
在谢弗剧中,莫札特不只是向启蒙运动输诚的音乐家先驱,也同时以创作证明风起云涌的浪漫运动在五线谱上大有可为。他创作德语歌剧,他把生活经验升华为艺术,他证明艺术与道德不相干,他的音乐素材与形式,就像他的人格特质,一再挑衅传统与权威,凡此种种透过萨列瑞这个义大利音乐圣殿守护人口中透露的先驱之举,无不是在预告新时代的来临,要把音符从天上与宫廷引向人间与民众,以感性平衡理性,以自然调剂技艺,以现实滋养理想。萨列瑞看得出这些特质并且在私底下由衷赞叹,可见他当然不是庸才,谢弗却又一再让萨列瑞亲口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平庸深具自知之明,仅此一事更足以判断他不可能是庸才;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我们可以有个合理的解释:为了戏剧效果而有所扭曲与夸张。谢弗为了描写自己心目中的莫札特,竟至于可以对极其明显的斧凿痕迹视若无睹,这和他避开莫札特之死的真相而取材于耸人听闻的传言是相呼应的。
见树不见林的改编盲点
强调戏剧效果本身无可厚非──连一向标榜最纯粹的自然主义表演风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也难免在这方面做文章──但是创作者有责任避免可能的误导。不幸的是,把"Amadeus"改题作「莫札特谋杀案」,虽然也是为了耸动起见,却把避免误导的保险梢给拔除了。果不其然,果陀这一次演出的整个制作理念,从节目小册的内容到剧意的呈现,全都围绕著谋杀案打转,说是瓦釜雷鸣恐不为过。节目小册附上〈地下法庭:审理「莫札特谋杀案」〉一文(8-9页)有如在舞台上定点投射的聚光灯,一张「角色关系表」(13页)更是为灯具罩上八卦色纸。改编本几乎全数删除原作中与共济会有关的台词,特别是删除呈现《魔笛》首演的整场戏,(注2) —如剧中的义大利语和法语以无法和英语台词作区隔的国语呈现,都在无形中强化那一盏聚光灯的照明度,莫札特这个音乐顽童所处的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就这样淹没在黑喑中。
即便如此,导演蒋维国毕竟保留了以托喻角色「风言」和「风语」主导的开场戏与收场戏。这一来,整个谋杀案包裹在蜚短流长中,虽然未必使案情更为扑朔迷离,却肯定有助于厘清编剧的微言大意:命案不必当真,因为主题是音乐神童本人。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既然郑重其事看待萨列瑞谋杀莫札特这个无稽之谈,何以又要保留原作的开场与收煞?这有可能是一种大破大立的导演策略,但也可能是见树不见林的改编盲点;看到改编把原作的义大利语和法语拿来跟英语一视同仁,后者的可能性或许还来得大些。萨列瑞庄重的外表与深沉的心机,固然足以和莫札特的轻浮与率直构成鲜活的对比,可是如果让萨列瑞也稍微──只要稍微就够了,不应该超过萨列瑞夫人「雕像」造 型的程度──表现一些「风言」和「风语」在肢体方面的风格化特色,或许比较能够引导观众往大破大立的方向解读。
导演对舞台节奏的精准掌握
忠于原作的部分才是蒋维国展现功力的所在。他在《X小姐》把叙事单薄而洋溢实验风格的小品剧本转化成正规的大制作,充分发挥导演的想像与创意。如今面对叙事丰富而且质感浑厚的Amadeus,他展现的是掌握舞台节奏的精准度。节奏是剧场美学诸元素中最抽象、因此最不落言诠、却最直接影响到现场观感的一个环节,也是导演素养的综合表现,其要义尽在于给人一气呵成的那种满足感。尽管不认同舞台上的那个萨列瑞(金士杰饰),我们还是不知不觉被他的理智牵著随他的感觉走;他感到天旋地转的时候,我们竟然目睹景片当场旋转起来。由于谋杀案(不是指剧本)从头到尾都是萨列瑞的观点,灯光(曹安徽设计)因景引情而作类似电影主观镜头那样的变化也不至于突兀。虽然一七八〇年代维也纳、巴黎与义大利在政治、文化与音乐各霸一方鼎足而立的局面,在改编中几乎涓滴不存,「天才与技艺」或「神童与大师」的强烈对比仍有可观。特别是大体写意而重点写实的舞台设计(王世信),含蓄而不失生动,正是舞台整体效果的缩影。比起剧本里的莫札特,舞台上的莫札特(王柏森饰)似乎顽性与冲劲都稍嫌不足,嗓门好像不够尖锐,倒是康丝唐兹(莫札特之妻,左筠饰)在率性与娇羞之间收敛自如,又有声情搭配的加乘效果,比读剧本的印象更精采。
罹病的爱
理性在文明社会突变成异形,竟使得热情难有出头天:这是本文提到谢弗在台湾演出的两部戏共通的一个主题。如果说《恋马狂》让我们看到爱心惨遭文明谋杀,《莫札特谋杀案》让我们看到的则是爱心在宫廷社会惨遭挤压而变形。这里说的爱都是广义的,包括对音乐与上帝的爱,并不限于儿女私情。生病了的爱足使人无恶不作,这早在希腊悲剧《米蒂亚》Medea就有所阐明。不同的是,爱心的反义在前基督教时代是恨意,在基督教世界却是嫉妒。爱和恨是水火不容,嫉妒则是心理机制复杂远甚的情感,可以又爱又恨而且既不爱也不恨,关怀与无情相辅相成又相得益彰。萨列瑞在莫札特的音乐里体会到绝对的美,绝对美的体会却迫使他把自己定位为上帝的死敌,用他自己的台词来说,就是上帝需要他这个出色的庸才来确认莫札特不世出的天才─我们在他的台词听到嫉妒的呐喊,嫉妒的对象直指上帝(注3)。从莫札特结婚到死亡的十年间,在浪漫精神即将但尙未取代宗教信仰成为普遍的入世情怀之际,萨列瑞体现的那种罹病的爱使嫉妒转为恨意,把莫札特逼入生死困境。《莫札特谋杀案》的改编之举,仿如把合唱改为齐唱,虽令笔者难以苟同,呈现嫉妒在基督教社会的心理机制仍动人心弦:我们仿佛看到《旧约》所述约伯的朋友(注4)三合一在新时代化身为撒旦的信徒,名叫萨列瑞,与曾在维也纳担任皇宫首席教堂乐师的义大利音乐家萨列瑞同名。
注:
1. 巴索里尼于一九六九年改编希腊悲剧Medea,在影片中穿插人马怪与Jason的两场对手戏,依次呈现人马合一与人马解离的镜头,这是以希腊神话的人马怪(centaur)象征神话世界与文明世界之辩证关系的经典作。详见拙作〈希腊神话的古今之争〉,《电影欣赏》第97期,1999年2月,18〜27页。
2. 所谓《魔笛》演出使莫札特不能见容于共济会因而益形走投无路之说(第二幕第十四景),其实就跟萨列瑞谋杀莫札特之说一样,并无根据,不能当真。又,谢弗在剧中把约瑟夫二世描写为附庸风雅却不懂音乐,这也违背史实。
3. 罹病的爱使得《恋马狂》的成人社会有欲而无情,这种欲有所好而情无所钟的爱,正是《仙后》(The Faerie Queene,十六世纪诗人Edmund Spenser所作)诗中「极乐园」(the Bower of Bliss)所描写的病态爱在理智得不到感情滋润致使性欲物化的社会里产生的突变种。
4. 在《旧约》〈约伯记〉中,约伯有三个朋友,师心自用,妄加揣测上帝的旨意。
文字|吕健忠 东吴大学英文系兼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