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作曲界一般对乐曲「结构」的重视，相当程度影响了我创作时的思路。所以是不是非得从亚洲文化本身切入才能为亚洲乐器创作，在我看来不是最重要的，我对一切可能性都采取开放的态度。如果所有将中国乐器入乐的作曲家都得遵循著某种特定的美学，那就太可怕了！
今年在柏林所举办的「三月音乐─当代音乐节」活动中，主办单位别开生面地规划了「中国音乐漫漫长夜」的系列音乐会。当晚首先由执欧洲现代音乐合奏团体牛耳的荷兰Nieuw Ensemble，演奏谭盾、瞿小松、许舒亚等人的作品（所谓由西方乐器演奏中国新音乐）。紧接著，由来自台湾的采风乐坊，演奏传统的丝竹乐以及台湾作曲家如潘皇龙、董昭民、施佩玉同欧洲作曲家等人特地为这个乐团或混合Nieuw Ensemble编制所创作的作品（由中国乐器演奏新音乐与传统音乐）。
有趣的是，那晚所演出的曲目与演出的形式，在台湾或中国一般的音乐会里，几乎都听不到。不只是这些目前在欧洲各大音乐节邀约不断的中国作曲家作品是如此，连真正走出台湾国门引起欧洲乐坛重视的采风乐坊，在国内也少有演出现代作品的机会。仔细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台湾与欧洲音乐界对「现代音乐」一词内涵的理解、作曲的态度上、甚至对「传统」的认知上，有著根本的不同。演出当天彩排空档，笔者访问了带领采风乐坊进入欧洲乐坛的旗手──思想悟子，从他带领该团的经验、作曲的理念、还有他对台湾乐界的观察找到近一步思考当下台湾文化发展的困境。
首先想请问您最早接触采风乐坊的过程、过去几年你们曾经共同合作过的、以及目前进行中的计划。
能够到台湾来，其实是透过一位居住在维也纳的作曲家的牵线。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到台湾，有机会和采风乐坊的黄正铭和林惠宽等人见面，交换了一下意见，同时也听了他们演出台湾作曲家的作品，觉得相当地有趣。虽然演出结果不尽完美，不过总觉得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于是当时由我提出建议，促成采风与欧洲作曲家合作。
回到欧洲后，我们开始询问此地作曲家的意愿。于此同时，维也纳音乐厅对这样的合作方式也表现出极高的兴趣，我也在九八年再度来台。九九年秋天，在维也纳正式展开一连三天的工作坊，有来自如英国、法国等地的作曲家专程来参加。在这次的活动中，作曲家不只亲身认识了乐器的性能，也有机会和演奏者面对面交流，将其乐思马上付诸演出，并能立刻检验结果好坏──这可说是作曲前最理想的准备方式了。之后一共有十位作曲家交出了作品，其中有六部被挑选出来，在二〇〇〇年四月所举行的「听廊」（Hoergaenge）（注1）音乐节里，正式在维也纳音乐厅的莫札特厅首演。这次音乐节规模颇为盛大，他们的演出可说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共鸣，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我个人认为，这六部作品基本上相当地成功，观众可以切身感受到作曲家们在处理这些音乐素材上所做的努力。二〇〇一年，我们就分别受邀到德国与克罗埃西亚演出。
在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董昭民（注2），一位我个人相当佩服的台湾作曲家。他已经住在科隆有十年了，对原住民及其他台湾的传统音乐也很有研究，于是我邀请他为采风作曲，并委托他办理采风乐坊与德国连络的相关事宜。我自己则开始将采风的丝竹乐器与钢琴结合起来作曲，试图指出一个结合中国与西方乐器作曲的新方向。这样的组合方式不只在这次音乐节的音乐会里可以见到，在未来我们的合作计划中也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目前预定在二〇〇四年，由采风乐坊与维也纳的现代音乐团体「音响论坛」（Klangforum）在柏林的「世界文化之屋」（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同台演出。在我们的构想里，由台湾与欧洲的作曲家分别提出三部新作品，而且全部的编制都是分别取用于这两个乐团。当然我们也由衷盼望，这些作品也有机会在台湾演出。
不落「传统」窠臼，思寻创作新路
在昨晚的音乐会中，有些作品就混合了中国以及西方的乐器。你个人觉得这些「实验」还算成功吗？
在昨晚混用了中西乐器编制的三部作品中，Sandeep Bhagwati（注3）的作品大概是最有争议性的。他有意识地不要太过混合中西乐器，刻意将乐团分为中西两组分别为之作曲，而且不太去仔细考虑两组乐器交叉融合的部分，而是任其自由发展碰撞。我可以完全理解他这样做的用意，他对于混合出来的音响抱持著质疑的态度，不愿意让音乐就这样随便陷入了无可名状的美妙音响之中。
从这个观点来看，许舒亚（注4）的作品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一首相当精采的创作：他巧妙地混用西方乐器与中国的弹拨乐器，听起来很柔、很和谐。不过我总觉得，这样做会让中西乐器本身的对比性消失不见，少了些摩擦、粗质的部分。比起来，Bhagwati作品的成功之处或许在此；只是这些摩擦太过强烈，听来并不十分悦耳，让观众多少有些迷惑。我的作品大概就是取中庸之道，寻找这两端之间的可能性。
在昨晚的演出中，我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台湾的作曲家似乎多从中国或台湾的传统中寻找作曲的灵感，而欧洲的作曲家则比较没有这样的顾虑。
因为证据还不够充分，所以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地说欧洲与台湾作曲家在作曲技法上有什么不同。以董昭民为例，他明显用了许多西方当代最新的作曲手法，受到如拉赫曼（Lachmann）及胡柏（Nicolaus Huber） 等人的影响。当然他的天赋就在于，即使他在中国乐器上应用了一些西方乐器上常见的演奏方式，他让这些演奏技巧听起来就像是这些乐器原生出来的，是这些乐器所独有的， 光这点就让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容易把他和拉赫曼做比较。此外，他也不轻易落入窠臼（Klischee），把已经滥用的国乐器演奏法再搬出来用，像是琵琶动不动就要轮奏……等等。又以我本身为例， 我将钻研已久的亚洲美学应用在作曲上，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欧洲作曲界一般对乐曲「结构」的重视，相当程度影响了我创作时的思路。Bernhard Gal（注5）从对音色的思考出发，取材自中国打击乐器的泛音来建构他的作品，这种作曲途径可说多少和他来电子音乐界的背景有关，这个例子大概是最「西方」 的吧！
不过，是不是非得从亚洲文化本身切入才能为亚洲乐器创作，在我看来不是最重要的，我对一切可能性都采取开放的态度。如果所有将中国乐器入乐的作曲家都得遵循著某种特定的美学，那就太可怕了 ！
台湾，不能在当代音乐潮流中缺席
您和采风乐坊共事已久，在这几年合作的过程里，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吗？
比起欧洲专业的现代音乐演奏团体，我想采风最大的问题是在组织上不够专业。最早的时候，我们双方沟通上还存在著很大的问题，他们对我们也还不是完全信任，这点我当然可以理解。不过他们也真是很有勇气，不畏惧和我们接触与交换意见。从这几场音乐会看来，现在他们的演奏水准已经非常高，我和团员之间沟通愉快，我也会说中文，很喜欢指挥这个乐团，这些都是很良性的发展。
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台湾也有人像我一样，尤其在艺术上，多对这个乐团费些心力。他们很愿意演出新作品，就应该在台湾多推广、多拓展他们的表演曲目。我知道在台湾他们就非得演奏那些传统曲目不可，因为现代音乐在台湾还不是像这里那么被接受。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演出现代音乐的话，也多是那些学校老师们等一些在乐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的作品。不从作品的艺术性本身来出发，而多迁就「人际关系」，那么他们就不容易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你说的或许没错（注6），他们当然在很多方面不能和Nieuw Ensemble比，人家在新音乐领域里已经多工作了二十年了。不过昨晚的音乐会，多少预示了一个这个乐团可以努力的大方向，不过最后乐团要走哪一条路，当然是要看他们自己了。我曾经很认真和他们讨论过这些问题，演奏这些新作品是既吃力又不讨好，再这样下去到底値不値得；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类的演出在台湾内部的接受度其实并不高。不过我得到的回应是，他们很愿意在过去所学的传统音乐基础之上，以这种有趣的合作方式，继续和我们思考、探索下去。中国音乐传统的发展一直就不是很死板，我们所做的在这个脉络下看来或许十分的「激进」，不过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更能呼应。我个人就很欣赏这次柏林「三月音乐节」总监对「当代音乐」的理念。
您曾在台湾待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应该听过国乐团、以及台湾作曲家为西方乐器所作的作品的演出。您对台湾现代音乐界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这两年台湾最新的发展为何，因为我已经两年没到过台湾了。根据我过去的分析研究，七〇年代台湾音乐界出了几号特别的人物如李泰祥、许博允等等，他们在艺术上有令人惊艳的突破性成就。其实，如果许博允的一些作品可以好好演奏的话，其艺术上的独特风格可以和昨晚Nieuw Ensemble那场的一些作品相比而毫不逊色。可惜八、九〇年代以来，台湾音乐界开始趋向保守。留学美国的作曲家将美国的学院风气带回台湾，而当时美国学院派的作曲家多少过于保守，在创作上回归调性，使用易于暸解的音乐语言，甚至尝试让音乐可以被大众接受，结果是在台湾产生了在我看来不好的、古怪的混合体。此外，我必须指出，大部分的台湾作曲家对原有的中国及台湾音乐传统并不重视。总之，就我听到的几场音乐会来说，台湾作曲界给我的整体印象是守旧的。像昨晚董昭民及施佩玉的曲子，真正跟上世界音乐发展脚步的作品，在台湾实在是太少听到了。
我在台湾就近的观察中，同时切身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到处充满压力，台湾的作曲家必须靠教学才能糊口，结果让创造力发挥不出来，这是件很可惜的事。我很希望，有更多像是我们今天所做的、甚至最好是台湾本土所发展出来的，能和其他国家多交流，并在社会上形成相当的气氛，让艺术创作能更具实验性与国际性，那么将来肯定会有令人屛息的发展与成就。
注：
1. 以提倡跨界艺术创作著名的「听廊」（Hoergaenge）音乐节，由维也纳音乐厅（Wiener Konzerthaus）自一九九一年起，在每年的三月左右主办，是维也纳除了每年秋天「维也纳现代音乐节」（Wien Modern）外最重要的现代音乐节庆，自一九九二年来已经促成超过两百三十部作品的首演。
2. 董昭民，一九六九年出生于台湾，一九九一至九八年曾于德国科隆音乐院学习作曲，目前仍居住在科隆，从事音乐教育与做曲的工作。
3. Sandeep Bhagwati，一九六三年出生于印度孟买，从事作曲、写作、策展等工作，目前为德国国立Karlsruhe音乐院作曲教授。
4. 许舒亚，一九六一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曾于上海音乐学院、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等校学习作曲，目前定居于巴黎，在欧洲音乐界相当活跃。
5. Bernhard Gal，一九七一年于维也纳出生，曾于维也纳音乐大学修习录音师，维也纳大学就读音乐学。他的兴趣主要在音乐以及其他艺术部门如建筑、绘画、舞蹈、戏剧的结合创作。
6. 那天音乐会后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荷兰Nieuw Ensemble演奏谭盾、许舒亚、瞿小松等人作品的娴熟与完美，不只表现出专业现代音乐团体高超的演奏水准，也印证了他们近十年来在中国现代音乐（如果这个名词存在的话）领域上深刻钻研的成就；而比起他们，采风乐坊可以说才刚起步。
特约撰述｜林育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