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传统戏曲改编台湾历史故事已蔚成风气，本土剧种如布袋戏、歌仔戏多有创作，连「国光剧团」也顺应潮流制作《郑成功》、《廖添丁》等本土京剧。毕竟传统戏曲不能总是演出《三国演义》、《西游记》、《宋宫秘史》等老掉牙的剧本，本土化似乎是传统戏曲回归土地的共同趋势。

悖离历史，自创史观

民国八十六年，嘉义「长义阁掌中剧团」曾经搬演《南台湾风云录－鸭母王朱一贵魂断六脚沟尾寮》，颇获好评；而以同一题材改编的《鸭母王》则是明华园首次取材自台湾本土故事的剧作，也是该团第一出清装剧。然而，就剧情而言，《鸭》剧显然严重悖离史实，甚至与已加油添醋的民间传说，也相去甚远。

朱一贵与林爽文、戴潮春事件是清代台湾三大反官叛乱事件，对清廷而言，朱一贵是叛贼乱党，但在民间故事中他却是一位传奇人物。朱一贵的传奇性在于他出身卑微，竟能号召群雄与清廷抗衡。历来与政府抗争，错的总是平民百姓，鸭母王朱一贵以一介匹夫意图反清复明，对抗清朝帝国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民间传说中，朱一贵起兵之后，势如破竹，所战皆捷，攻入台南府城时，穿扮戏班戏服，头戴通天冠、身著黄龙袍，骑著水牛进入府城。当时全台各地义军纷纷响应，仅数日之间，他即登基称王，建元「永和」，册封部属，并发表文告恢复明制，康熙皇帝也因此退位三日以顺应天意。然而，后来发生内讧，台湾俗语有「三日打到府，一日漏到厝」之说，即指朱一贵三日之内攻陷台南府城，后因客家族群趁虚而入，直捣罗汉门，朱一贵派兵回守却遭六堆客家民兵夹杀之事。后来清廷攻取鹿耳门，朱一贵败走诸罗县沟仔尾（今嘉义县太保市），被当地原住民头目出卖而遭擒拿送官，又因此有「鸭母王行到尾仔沟──死路一条」的俗语。

历史上的朱一贵其实是一位草莽人物。按部分史料记载朱原籍漳州长泰，来台后居住罗汉门（今高雄县内门鄕），以养鸭为业，因其任侠好客，广交江湖好汉，颇受鄕民爱戴。朱一贵事件的导火线乃源自台湾知府王珍兼凤山知县，命其子代理凤山职务，却任由其苛征税赋、引发民怨，王珍风闻翁飞虎等人聚众结义，唯恐集结反官势力，令其次子前往缉捕，迫使众人投靠朱一贵，共谋起事。

在《鸭》剧中，王珍竟变成正气凛然、义薄云天的官吏，且与朱一贵之妹私订终身，最后因袒护朱一贵得罪高官，引来杀身之祸。这种元凶变苦主的叙事观点顚倒史料，必然引发争议。其次，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以官位利诱朱一贵助其推展税政不成，乃诬其为明朱三太子之后裔，迫使朱一贵起事抗官的剧情，更为荒谬。盖朱一贵起事后，觉罗满保坐镇厦门，命施世骠、蓝廷珍合击，其本身并未来台会见、利诱、围捕朱一贵，更无斩杀王珍之事；再则，明朱三太子忌辰民众演皮影戏祭拜，朱一贵志在追求世界大同，杜君英因寡嫂自尽与朱一贵反目成仇等剧情，都与史不符。

把英雄传演成爱情伦理剧

《鸭母王》让台语、华语、客语、英语口白、唱曲杂陈，以传统与现代音乐交加，不同族群、中外角色同台，使其热闹非凡，也非常「金光」。这种融合歌仔戏、歌舞剧外加仪队操枪、刺枪术的「综艺」表演，不但是歌仔戏的另类，也是明华园的新尝试。其实无论古册戏、金光戏，祇要好看就是好戏，歌仔戏要坚持传统就会回到「本地歌仔」型态，太过金光又会沦为「胡撇仔戏」，如何取舍则是歌仔戏界共同面对的课题。《鸭》剧为展现不同族群文化，硬将外国人物、外国语言、歌曲融入其中，英国留学生、德国人乔治、玛丽等剧情，其实是画蛇添足，朱一贵能流利说英文也无必要，这些剧情除了展现演员的英文会话能力之外，与剧情毫不相干。歌仔戏是包容力最大的剧种，如有必要可以出现不同族群脚色、曲调、语言，但如果不当加入不同的元素，反而会使歌仔戏变得不伦不类。

但比形式更値得商榷的，还是历史材料的处理。戏剧不同于历史，历史著重呈现事实，戏剧侧重娱乐，然而改编历史故事仍须根据史料再加以发展，戏剧不能扭曲史料更不可创造历史，否则将使是非不明，使真相更加不清。《鸭》剧明显地以爱情为主轴，剧中朱一贵与王绣楼、李诗轩发生恋情，全剧男主角在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王珍与朱玉妹暗通款曲、杜君英对寡嫂也有爱慕之情。如此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主导了《鸭》剧剧情发展，使其俨然成为爱情伦理剧，英雄豪情、壮士悲歌反而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实，朱一贵应是豪情万丈充满传奇的鸭母王，并非只是侠骨柔情、风采翩翩的美少年，该剧主轴的设计大有可议之处。如此一来，《鸭》剧不但偏离史料、篡改历史，更且是扭曲历史，自创史观，将草莽英雄传演绎成爱情伦理悲剧了。

演员可取，音乐劲爆

在演技方面，明华园家族的演技向来普受肯定。例如陈胜在于剧中插科打诨又唱又跳，令人拍案叫绝，堪称台湾第一丑脚；孙翠凤挥洒自如，无论扮演「北京狮」或「姜母鸭」，都充满戏感；陈胜国、陈胜发也是老神在在，演什么像什么。更値得一提的是小旦郑雅升在《鸭》剧中，前段扮演洋化的英国留学生，穿欧式淑女装，说英文唱西洋曲，下半场就不著痕迹地变成温柔体贴的多情女子；其次，翁妙嬅所饰演的客家女，外型典雅、唱作倶佳，潜力无限，前景大有可为。不过，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应属净脚或老生角色，由张秋兰扮演剧中官位最高、心机深沉的反派角色，其实并不恰当。

《鸭》剧的音乐大概是明华园有史以来最劲爆的一次，除了歌仔戏曲调，更出现京剧、童谣、客家歌曲和英文歌曲；乐器则是中西并用古今杂陈，传统锣鼓加上现代打击乐，劲歌热舞使全场high到最高点。曲调的运用仍以新编曲调为主，加上京腔、客家、外国歌曲，传统曲调仅出现「都马调」、「杂念仔」、「藏调」及「送哥调」等寥寥几首，有喧宾夺主之憾。舞台技术、布景、特效、服饰向来是明华园的独门秘技，《鸭》剧的舞台美术、技术依然强势，服饰仍是光鲜亮丽。唯一的缺点是一些场次灯光太暗，尤其在回忆和现实的情节同台进行时，应以强光来作区隔，表演剧中人物想像或切割舞台空间作两地情节时，如特写灯光不足，将使观众有现实与虚拟的错乱之感。

时空错杂的语汇

《鸭》剧台词的语汇还是「离离落落」，比如来势汹汹、留点口德、酷税、讽刺、纠缠、胃口等等，这类直接翻译自华语的台语一再出现，令人啼笑皆非。其次，台上的古人竟然会说现代用语，比如求婚（当时应称提亲）、外省仔（康熙年间移民无论来自大陆福建、广东、江西或其他地区，大多通称唐山客，终战之后才有外省仔的称呼）、小姐（应为姑娘、查某囡仔）、音乐（应为念歌、唱曲）、国外（应称海外）等等。许多不符合时代背景的语汇，硬生生地出现在剧中，明华园的语文能力的确有待加强。

《鸭》剧无论就剧本、导演、音乐、演员、表演型态而言都是一项全新的尝试，也是明华园对歌仔戏的另类诠释。这或许是制作人陈胜福感于台湾政治生态的混乱，忧心蓝绿对峙、统独相争、意识形态等主导，政治力量用于内耗，导致影响国家发展，遂推出如此象征族群和谐的年度大戏，剧中福佬、客家、外省、外国人同台，不同族群谈恋爱，以戏剧宣示族群融合的企图心。其实在汉族移民初期，台湾常发生原住民与汉人冲突，各地都有漳泉、闽客械斗、姓氏械斗、顶下郊拼，这些分类械斗随著时间的转变，现在都已成尘烟往事。台湾目前的党派对立、省籍情结其实祇是政治人物选举的筹码，百年后，这些问题都将不再，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无论漳泉、闽客、原住民或新住民，不管来自山东或台东，无论是朱一贵或兰大卫，大家是命运共同体，应该须为这块土地打拼，为这群人民的福祉而付出真情。

 

文字｜林茂贤 静宜大学中文系专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