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的《阉鸡》在剧终前展现了一个戏剧情节的高潮将末，使得最后的场景潺动著感人的余韵，而部分观众或许能从导演每个场景的转换、布幕的升降与音乐的出入，感受到这样徐缓的节奏与某种宁静的本质。单就剧场呈现来说，已能令人满足。
台南人剧团《阉鸡》
8/17 午场 台北国家戏剧院
不能说没有感动。搔搔自己内心可能的痛处之后，我发现我的经验很难跟戏里的女性角色取得一致或平衡的座标；于是，我采取远观的角度，来看导演吕柏伸的格局和态度。在经营廿年之后，台南人剧团能以如此完整的制作征服国家戏剧院的舞台，让我为所谓小剧场「升格」的可能，感到乐观而欣慰，特别要为台南人剧团制作班底喝采！
最后的场景潺动著感人的余韵
真正痛的地方是，台湾剧场历史长轴中那处残暴的「撕裂」，至今仍无法全然疗愈；当年的政治干预了艺术创作，如今的环境也没有纯粹独立纯净，这是每次谈论《阉鸡》时避免不了的话题。因此，任何试著站在导演立场思考的人都会狐疑：该怎么处理才能让如今重现《阉鸡》，变得有意义？──意义的内涵当然包括了观众与票房。编剧王友辉审慎而巧妙地掐头加尾，让这出戏多了深邃的想像与象征；导演吕柏伸则是较以往作品更退让自己的位置，清楚地传递女主角月里的心境──即使，我并没有全然看见什么「台湾女性原型」（看见的话，也很恐怖，不是吗？），倒是让我清楚看见演员姚坤君。
编剧选择小说原作中的创作角度，单单「最后晚餐」的结局，便与导演林抟秋改编的版本大异其趣。原作的结尾是得了疟疾的阿勇，听著外面的邻居唱著民谣，表示自己也要执锄耕田、创造自己的命运，而妻子月里则是「瞬间流下高兴的眼泪」（舞台指示）；但新编版本则是丈夫阿勇抱著阉鸡喃喃自语，而月里背著外遇的情人（双腿残障）后离家出走，频频回眸顾盼，似乎表示著对过去的家的惦念，却又宁愿承受自我选择的负担。后者在剧终前展现了一个戏剧情节的高潮将末，使得最后的场景潺动著感人的余韵，而部分观众或许能从导演每个场景的转换、布幕的升降与音乐的出入，感受到这样徐缓的节奏与某种宁静的本质。单就剧场呈现来说，已能令人满足。
舞台设计的细节和象征，其实也为这出戏的「留白」，增添如画般的美感；后景一株欣欣向荣的大树，在中场后逐渐变成倒生的枯根。同时，在导演概念主导下，成功地处理出犹如镜头般远景、中景与前景的视觉画面，将主角月里的心境立体描实，甚至在婚礼那场，在喧闹贺庆之后，所有的演员动作凝止，只有主角月里茫然地伫立四望。这样的「不说」，有时可以是一种成熟的导演美学。
舞台篇幅「留白」，需要更多的用功理解
问题是，就剧作再现而言，就创作主体而言，我有点担心，《阉鸡》演完，可能就这样了。篇幅「留白」的处理，无法就我们在舞台上所看到的这出戏，诠释出这位月里，为什么会有所谓解放自己、选择外遇或是自我了断的决定；我们也无法在这样有限的篇幅中，看见这么一座福全药房怎么经历兴盛衰败；也无法体会到底过去的人们，怎么在那样的历史里存活。有些体会，真的是要自己更用功地去读剧本、读张文环的原著小说，才理解得。
要怎么样才能被感动到痛哭流涕呢？应该不是像八卦爆料那样片段撷取人生的表面，大概就是像剧场史研究学者那样，朝著一方土地慢慢挖、慢慢挖，让真实的感动，如涌泉流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