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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特在剧场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美感经验,后人无法抄袭,只好乖乖受他影响。在他的作品中,现实是多面而不容分析的,生命是暧昧而不可收复的。图为品特1973年档案照。(Jerry Mosey 摄 美联社 提供)
纪念大师 In Memoriam

从出尘到入世─品特的最后历程

贝克特和品特的这些作品都在声讨极权专制──他们早期作品中的抽象外力,已经具体化为现实中的政府势力。虽然两人攻击的对象不同:贝克特针对的是假共产主义之名的东欧独裁者,品特针对的是假自由民主之名的英美侵略者。但共通的是,他们已从提炼现实成为完美形式的现代主义创作者,转变成以艺术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贝克特和品特的这些作品都在声讨极权专制──他们早期作品中的抽象外力,已经具体化为现实中的政府势力。虽然两人攻击的对象不同:贝克特针对的是假共产主义之名的东欧独裁者,品特针对的是假自由民主之名的英美侵略者。但共通的是,他们已从提炼现实成为完美形式的现代主义创作者,转变成以艺术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品特最为人所知的剧作多完成于五、六○年代,内容都不是直接关涉现实世界的。比起同辈的英国剧作家如邦德(Edward Bond)或邱琪儿(Caryl Churchill)在剧场里抛掷出的暴力、政治、或性别批判,品特更著迷于描述人际关系中隐而不宣的胁迫感。但是品特的创作在最后二十年有了剧烈的转折。从一个隐晦的剧场诗人变成激进的政治抗议分子,乍看似乎颇难理解,但是放在当代创作脉络中,又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

当剧本中的隐形威胁变成具体强权

品特和贝克特的剧本中都有不可解的「天命」。贝克特的果陀可以理解为遥远的上帝、或是人类自己幻想出来的救星,品特的神秘「高层」,则比较像黑社会老大。对于剧中不可知的胁迫感,品特曾郑重否认有任何政治指涉。在一九六六年的一篇访谈中,品特对于「是否想用人物表达政治思想」的提问回答道:「没有。根本说来,政治令我感到厌倦……我对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声明都不信任。」一副昆德拉的口吻。他又以「我并不感到自己受到任何政治机构或政治活动的威胁。……我对政治组织并不关心。」并对彼得.布鲁克当时的反越战戏剧《美国/我们》US表示反感:「在电视及报刊能把一切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时代,对这样的问题要做出一个重要的戏剧声明,几乎是不可能的。」

整个七○年代品特热中于写作电影剧本,并担任剧场专职导演,舞台剧本创作量锐减。然而,八○年代中期共产体制瓦解,美国独霸全球,更肆无忌惮地干预、摧毁不合美国利益的第三世界政权。从这时起,品特开始经常发表针对时局的激烈言论、写作公开信,并推出一系列政治讯息浓郁的短剧。他出言抨击美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从雷根到柯林顿、大小布希都不放过),并一再声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狼狈为奸。其最极致的表现,就是二○○五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品特虽因病未能出席,仍然发表了长篇的录音演说,其中五分之一谈他的创作,另外五分之四,却都在严词斥责美国政府长年来在世界各地穷兵黩武、涂炭生灵。让人简直要以为,瑞典的委员会颁出这个奖,其实就是要藉立场鲜明的品特,狠狠刮美国政府一个耳光。

与贝克特一派相承的政治讽刺剧

事实上,品特的师友贝克特,八○年代也忍不住写下了政治剧。在高龄七十六岁时,贝克特写了一出《灾难收场》Catastrophe(1982),赠给当时系狱的剧作家哈维尔──也就是一九八九丝绒革命后的捷克总统。剧中,一位像《等待果陀》中的大亨波佐的导演,对舞台上的主角颐指气使,任意摆布,就是不让他露出脸孔。

品特后期的政治剧,和贝克特这出戏的血缘关系鲜明可见。一九八四年的《喝了上路》One for the Road演的是一个情报首长,以毫不留情的语言和行为暴力,虐待一名知识分子、凌辱他的妻子、挟持他的小孩。一九九一年的《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则是前者的变奏:两个人对一个蒙眼囚徒百般威吓。二○○二年的《记者会》Press Conference更直接地,演出一个秘密警察总长转任文化部长时,对媒体阐释,两者的工作有其无可忽略的共通性──都在管控人民的心智思想。

贝克特和品特的这些作品都在声讨极权专制──他们早期作品中的抽象外力,已经具体化为现实中的政府势力。虽然两人攻击的对象不同:贝克特针对的是假共产主义之名的东欧独裁者,品特针对的是假自由民主之名的英美侵略者。但共通的是,他们已从提炼现实成为完美形式的现代主义创作者,转变成以艺术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诗是他手中对抗强权的凌厉武器

在这些剧作当中,品特精准的语言仍然力道十足,观众和受害者感受到的最大威胁其实不在眼前呈现出来的行动暴力,而是耳闻话语中对于暴力的讨论和想像。语言即代表权力,品特对于这一点最直率的论述为他一九八八年的《山地话》Mountain Language。在这出戏里,等候探监的老母被警犬咬伤,但长官非要她说出警犬的名字,才愿处理。在狱中,囚犯和老母先是被禁止使用母语,后来禁令又莫名开放,老母却缄默不语,导致狱卒大发雷霆,骂他们不知好歹。强迫使用官方制订的语言沟通,正是给民众洗脑的首要伎俩。

在品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的剧本、论述、与诗,都有一个明确的对抗对象──强权。说白了,就是自命世界警察的英美政府。而他最凌厉的武器,则是诗。

虽然十五岁就在学校舞台上风光扮演马克白,但品特一生最想当的还是诗人。他自承只因写诗谋生困难,才从事戏剧。但品特的诗比较像戏剧独白,既不抒情浪漫、也不抽象晶莹,倒是很像马克白幻见的那把锋利匕首。如他以满口粗话写就的〈美式足球〉一诗,讽刺波湾战争美军的蛮横姿态;以英国帮美国口交的〈「特殊关系」〉一诗,讽刺英国出兵伊拉克的行动。这些恐怕都不是一般人惯见的「诗意」。然而,放在他后期的写作脉络来看,倒是一以贯之。

品特的一卷反战诗在二○○五年初获颁欧文诗奖(Wilfred Owen Award),圆了他的诗人梦。我忍不住会猜想,该年年尾诺贝尔奖揭晓时,说不定他都没有那么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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