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一群艺文青年在耕莘大礼堂公演肢体剧场作品《包袱》，以及都会情境喜剧《公鸡与公寓》两出小品。

现今常以「耗资」多少制作费为诉求的商业市场年代，可能难以想像：原来，没钱也能做戏。演员自备戏服、灯光从家里扛麻将灯补充、观众则是靠著张贴自制海报，再打电话昭告亲朋好友「催票」而来，进了「剧场」看戏，也是自助式搬著折叠铁椅随性而坐。

这场热情胜过金钱的公演尽管小众，却预告了台湾现代剧场「起点」——兰陵剧坊即将诞生。兰陵，虽然还在酝酿中，一票「准」兰陵人早从一九七七年就开始接受心理学教授吴静吉长达一年半的训练，这个训练没有时间表，吴静吉形容：就如贝克特名剧《等待果陀》，这群年轻人没等到果陀，却等到一九八○年「兰陵剧坊」的出现。

吴静吉催生，金士杰招兵买马创团

吴静吉一九七二年自美返国在政治大学任教，应美国新闻处邀请，曾在美国辣妈妈剧团（LA MAMA）有过剧场创作经验的他，和云门创办人林怀民巡回台湾演讲，一个谈现代剧场，一个讲现代舞，吴静吉深刻记忆：「台下一双双热切的眼睛，让人感受到台湾年轻人正在等待机会。」林怀民也说：「那是个文化匮乏的年代，可能没多少人知道林怀民是跳现代舞的，但年轻人渴望看见世界，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

虽然，吴静吉喜欢戏剧，但他始终认为，教育才是主业，表演艺术只是嗜好，但回国后和已故戏剧学者姚一苇当了多年邻居，想要做个纯粹欣赏者也难。姚一苇邀请吴静吉到文化大学开戏剧活动练习课程，认识陈玲玲等一票青年戏剧学子，有一次，当吴静吉在剑潭参加一项「人际交流分析」研讨会时，陈玲玲带来一位高挑的年轻人金士杰，游说吴静吉到耕莘实验剧团带领训练课程。

屏东农专毕业的金士杰，在乡下养了一年多的猪，压抑不住心中蠢动的艺术梦北上，原本立志要成为小说家、电影导演，在作家张晓风的基督教艺术团契演了《和氏璧》、《第三害》等话剧，后来，接下耕莘实验剧团团长职务，从此人生转了弯到了剧场。

金士杰说，年轻时的他，看了很多文学、电影，就自以为有三两三，自视甚高，现在回想起来，只是些自以为是的知识与判断。从周渝手中接下耕莘，他想重新洗牌，归零一切重来。一方面说动吴静吉开课，一方面到处找寻新团员。

招兵买马过程中，最常出现的对话就是：「要组剧团」、「不错、不错」、「有没有经费」，当金士杰摇头回答时，得到的回应通常是拍拍他的肩膀苦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个年代，物质欲望虽低，却也没少。」不过，金士杰还是找到一批志同道合伙伴，卓明、黄承晃、刘静敏（现优人神鼓艺术总监刘若瑀）、蔡宏荣、旅居台湾的澳洲人杜可风（Christopher Doyle）等人，金士杰的堂姐金士会也被拉了进来。

渴求改变现状，这群「知青」替未来暖身

刘若瑀形容，一九八○年代前后的台湾，正吹起一股文艺复兴风，白天，大家各自为五斗米奋斗，家庭主妇、仓库管理员、艺文团体行政、电视公司打零工；工作一结束，一票人在《影响杂志》写影评、在西门町试片室看艺术电影。

第一代兰陵人卓明说，这就是那时「知青」典型吧，写影评时热烈讨论「等待大师」，但台湾剧场界的大师呢？「当时的话剧，不是取材自历史，教忠教孝，就是民初大陆，情感经验和我们有距离，连说话都要字正腔圆。」正因为受不了传统话剧制式化的束缚，卓明提前从政战学校影剧系落跑。

金士杰也无法忍受，只有一种说故事方式的戏剧表演，他认为，观众不自觉被教育成「懒惰」和「营养不良」，与其每回看完戏骂别人，金士杰决定自己做戏让别人骂。

一堆对现状不满的艺文知青，就这样一头栽进吴静吉天马行空的戏剧实验场，一年半训练期间，没有任何作品发表，身为团长的金士杰心情起起伏伏，训练有所收获就享受其中，但看到某些团员很久没出现，默默退出训练就开始著急。

金士杰后来想通了，这既是吴静吉给的「暗示」，就接受它，「只要戏剧热情还在，今年不做，明年做，明年不做，后年做，就好好储存能量。」金士杰回想起来，兰陵一九八○年创团后，发表《荷珠新配》、《猫的天堂》能够受到欢迎，和那时打下的基础有很大关系。

经历兰陵「前身」耕莘时期《包袱》、《公鸡与公寓》、《新春歌谣音乐会》等演出，一九八○年第一届实验剧展举行，终于催生了兰陵剧坊。

「兰陵」初试啼声，唤出剧场新希望

「我们第一次有了经费可以做戏。」一九八○年四月某个晚上，大伙聚在刘若瑀家中，参加吴静吉主持的脑力激荡会议，吴静吉要大家三十分钟内想出一百个团名，结果，想出的名字超过一百五十个，从兰陵王入阵曲得到灵感的「兰陵剧坊」，击败另一高分的「炎黄剧场」。

一九八○年七月，金士杰从京剧《荷珠配》发展的《荷珠新配》在第一届实验剧展首演，因为这出戏才加入兰陵的李国修永远难忘：《荷珠新配》首演当晚，观众笑声「掀翻屋顶的力道」前所未见，身为演员的他，也感受到那种疯狂，「爽到了」。

同年，卓明从左拉小说发展的肢体剧场作品《猫的天堂》同样受到关注。戏里的猫说些「咪咪喵喵」听不懂的语言，评论认为「听起来反见耳根清静」，还有人怜惜地想将受到野猫欺负的家猫带回家。

兰陵的出现，为台湾表演艺术注入一股清新力量，只要戏一发表，报社副刊开座谈会、文化人写文章，那种一家人的氛围正如导演王小棣在一次座谈会所说：「兰陵就像当年的红叶棒球队一样，给人无限希望。」林怀民推荐杨牧去看兰陵排练，去之前还有些勉强的杨牧，看了兰陵团员在地下室汗流浃背地排练《父与子》、《猫的天堂》，改变了他以为台北没有戏剧的想法，写下「兰陵剧坊的一夜，是我十年来艺术追寻里，最感动的一夜。」

艺术家蒋勋回忆，当时兰陵人挤在一间公寓顶楼客厅排《荷珠新配》，他光是走进去就已汗如雨下，团员对戏剧的巨大热情令人感动。他提醒，今年庆祝兰陵三十的特别日子里，最大意义可能不是重演旧作，而是找回兰陵的精神。在物质匮乏年代，还保有勇于挑战的实验精神，直到现在都还坚持戏剧这条路，这样可贵的精神已经难寻。

李国修则迷恋于兰陵早年一辆游览车巡回演出《荷珠新配》流浪戏班的感觉，那时没有高铁，没钱坐飞机，一群戏子伶人挤在一辆游览车上，兰陵人的情感就是这样挤出来的，那是李国修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李国修创立屏风表演班，英文名字用了Troupe这个字，多少想将巡回流浪剧团的氛围延续下去。

吴静吉说，兰陵剧坊本身就是个作品，一群生活在一九八○年代台湾的年轻人，追寻一条适合他们行走的道路。虽然，兰陵创作主力落在金士杰、卓明两人身上，但兰陵老团员黄承晃、金士会、旅欧作家陈玉慧，以及曾与吴静吉在LA MAMA成立亚美剧社的叶青，都曾在兰陵创作过。导演赖声川自美返国后，也在兰陵邀请下合作《摘星》，以同样集体即兴创作精神，排练出这出以台湾启智教育为背景的剧作。

金士杰回忆，排练《摘星》那段时间经常走访启智中心，那些小朋友成了他表演最好的小老师，他才发现：原来演员可以和角色有如此深入、友善而美好的互动关系。

兰陵的淡出，不是结束而是百花齐放

总结从《包袱》到一九八九年最后一出戏《萤火》，这十年黄金岁月，对兰陵人来说是艺术重于一切。金士杰回忆，打开抽屉，常是饭钱只够吃到明天中午的窘境，但好活歹活还是活了过来，艺术创作却是不能一日懈怠。

当年在排《悬丝人》时，金士杰为了赚点生活费在电视台接了个小角色，虽然早早声明录影一定要准时结束，好赶回去排戏，但还是延误了，从来舍不得坐计程车的金士杰，从电视台叫了辆车火速赶去排戏，还是迟了一小时，一进排练场，他躲到换衣间嚎啕大哭，怪自己竟然为了一点面包钱迟到，这种「诋毁」剧场的行为让金士杰不能原谅自己。

金士杰形容，在兰陵是「英雄遇到英雄」、「穷人碰上穷人」，但戏再好，总有落幕的时候。吴静吉以心理学十年规则，分析兰陵走到十年高峰就戛然而止的原因。吴静吉曾想过，十年的兰陵是否该走向LA MAMA的发展模式，但他把自己定位为兰陵的助长人，并非如LA MAMA的创办人Ellen Stewart主导一切，再加上当时环境不允许一团独大，吴静吉认为，如果兰陵可以继续经营下去就做，如果不行，就慢慢淡出。

卓明说，金士杰和他就像兰陵的爸爸和妈妈，一个管创作、一个管行政，但十年也累了，加上文建会委托五期的表演人才研习计划停办，难以支应庞大的排练场租金，担负行政重任的他，很想再重回创作。金士杰则惊觉自己的创作已在原地踏步，在兰陵最后一出作品《萤火》里，他以「傻子寻找春天」暗示，十年到了，该是换档的时候。

吴静吉认为，兰陵的淡出不是结束，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始——掐指算算，李国修的屏风、刘若瑀的优人神鼓、李永丰的纸风车、赵自强的如果等十多个戏剧团体，都是兰陵人创立的，还不包括散居海内外在电影、剧场、学术、传播领域发展的人。

这让身为兰陵精神导师的吴静吉很欣慰，兰陵创意精神已开枝散叶。正如李国修三十年后再看兰陵：「我始终相信酒店还在，店门口有个老板和一群酒客依然流连絮语，终夜不走。……三十年后，依然清晰看见酒店的招牌——兰陵剧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