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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裕的《大国民进行曲》是他首度登上国家戏剧院大舞台的作品。(许斌 摄)
特别企画(二) Feature 2010表演艺术回顾 现象观察之五:中生代导演跃上大舞台

被迫「转大人」 大小空间一样「好玩」

对照国外演出空间的多元可能,就硬体条件而言,台湾非大即小的剧场空间条件,影响了不同世代创作者的发展可能,或许也是这群剧场中生代编导被迫「转大人」的现实考量。然而,以创作者的理想而言,大剧场未必只能承载通俗性的内容,也能兼容实验的空间,小剧场到大剧场不是唯一选项,也不是截然二分的优劣分类。

 

对照国外演出空间的多元可能,就硬体条件而言,台湾非大即小的剧场空间条件,影响了不同世代创作者的发展可能,或许也是这群剧场中生代编导被迫「转大人」的现实考量。然而,以创作者的理想而言,大剧场未必只能承载通俗性的内容,也能兼容实验的空间,小剧场到大剧场不是唯一选项,也不是截然二分的优劣分类。

 

去年,持续在中小型剧场耕耘活跃的剧场中生代编导如金枝演社的王荣裕、台南人剧团的吕柏伸、莎妹剧团的王嘉明,不约而同地纷纷将作品推上社教馆、中山堂,甚至国家剧院的大舞台。此现象的背后,不仅代表著身兼剧团经营者的创作者,面对制作成本高涨,补助资源稀薄的现况,「大剧场」的制作,拓展更大的市场规模,寻求更多数观众的认同,成了生存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同时,也写下了过去二十年来台湾小剧场从简陋的制作条件,到步伐稳健成长,迈向大舞台的范例。然而,这群中生代创作者,相较于在一九八○年代前后窜起、目前在国内表演艺术市场被观众认知的剧团品牌与创作者,如表演工作坊的赖声川、屏风表演班的李国修、果陀剧场的梁志民,他们又如何思考著市场产值与作品价值?观众人数与创作理想之间,虽非截然二分,但仍是得面对的问题。

有限制才会有自由  在框框中淋漓发挥

从户外走演《台湾女侠白小兰》到奠定观众基础的《浮浪贡开花》系列,从红楼、中山堂、社教馆一路到国家剧院,以「台客美学」打响名号的金枝演社,在耕耘大众市场的策略上,一路走来,相当务实。王荣裕说,从小剧场到大剧场,这是创作者必经的阶段,仿佛水到渠成,「顺水推舟、顺势而为。」走进艺术殿堂,王荣裕仍要让观众感受,台下台下气息相通,紧密交流、亲近互动的野台看戏氛围。「我希望让观众觉得看戏不一定要正经八百,可以很轻松,不要搞得那么紧张。」虽然国家剧院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将是一大考验,但王荣裕强调:「镜框式舞台一定会绑手绑脚的,但有限制才会有自由,如果在这个框框里面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才是真正的创作。」从观众群看来,金枝演社除了一般剧场人口外,也多了平常不走进剧院的熟年族群,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来临,金枝作品的市场区隔开拓了剧场分众的蓝海。

相较于金枝演社,二○○八年即以《阉鸡》登上国家剧院演出的台南人剧团,在七年级编导蔡柏璋的加入后,也连续以《K24》、《Q&A》,和今年初甫在国家剧院连演两周六场的音乐剧《木兰少女》,扭转地方剧团的刻板形象,题材上采以吸引年轻人的议题与形式,成功打入都会市场。吕柏伸表示,就经营的角度,台南人要挑战自己,让规模大幅成长,就创作的角度,大剧场的「第四面墙」并没有减低他的玩性。大剧场对他而言,跟小剧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可以找到新的元素去玩。在历练多次大剧场的经验后,台南人剧团面对大众市场的操作,已经相当得心应手,对于普罗大众的看戏口味,吕柏伸以平常心看待:「大剧场的作品,的确选择了比较通俗的题材和热闹一点的表演方式呈现,让更多观众可以接受,这是必然的。」然而,他强调,台湾的剧场不应该认为从小做到大才叫做成功:「如果有两千个观众喜欢看我的戏,那也没有非要追求到八千个观众的必要。」

大剧场未必只能通俗  也能兼容实验的空间

二○○九年,王嘉明以《肤色の时光》在中型剧场连演十八场,缔造七千个观众人次,去年应台北艺术节之邀,在中山堂推出《麦可杰克森》,五场近九成的票房,也让莎妹成为这一波走上大舞台的剧团中,成为另一个票房保证的品牌。《肤色の时光》不仅在票房上大获全胜,也赢得了台新艺术奖首奖的肯定,评审认为,该剧呈演的主题敏锐扣合了台湾新世代的心理及品味,显露编导对文化现象的绝佳掌握能力,为疏离当代剧场的年轻观众找回拥抱剧场的审美魅力。

对王嘉明而言,「大、小剧场」并不影响他在创作上戏谑嬉耍的「顽童」性格,剧场空间的大小决定的是游戏的方式、作品的质地,因为「空间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实验」。一如被台新艺术奖评审形容为「兼具艺术与市场魅力」的《肤色の时光》,即使面对在中型剧场连演十八场的票房压力,王嘉明硬是不要传统的单面舞台,而是以一堵墙隔开双面观众,呼应该剧的推理形式,《麦可杰克森》也透过非线性的拼贴叙事美学,以歌、舞、剧三者巧妙穿插勾勒出八○年代的时代精神,让习惯商业剧场的观众看见不一样的剧场玩法,同时在作品美学与市场考量上达到双赢。

对照国外演出空间的多元可能,就硬体条件而言,台湾非大即小的剧场空间条件,影响了不同世代创作者的发展可能,或许也是这群剧场中生代编导被迫「转大人」的现实考量。然而,以创作者的理想而言,大剧场未必只能承载通俗性的内容,也能兼容实验的空间,小剧场到大剧场不是唯一选项,也不是截然二分的优劣分类。

进入廿一世纪之后,「文化经济学」成为显学,商业与艺术在「文化产业」的论述里成了一件事。在文创产业的政策正式上路之后,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之一的表演艺术,面对来势汹汹的消费市场,商业剧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如何寻找顺势发展的力量,让强调创作本位的表演艺术生态,开始思索观众的需求,反省作品价值和市场的关系。一如王荣裕所言,限制带来自由,在这种种因素的催化下,将使得可见的未来,国内的剧团经营和剧场创作更趋健康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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