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
卅六岁的卡夫卡，写下长达五十余页的〈给父亲的信〉，一开头便述说父亲在他内心种下根深柢固、无法抹灭、难以理性排解的恐惧。信中提及卡夫卡对父亲最鲜明的一次童年回忆，是某天夜里卡夫卡吵著要水喝，父亲难忍他的吵闹，遂将他从床上拖下来、关在家门外。从此，卡夫卡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压抑所有情感与情绪。这份赤诚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著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
卡夫卡心灵苦痛的源头，很大一部分源自暴君式的父亲。虽然他顺从父亲的指示，学了法律，后来在一家保险公司谋职，工作时间不长，回家还可以写作。但，父亲的巨大身影却始终笼罩在他的作品中。例如，《蜕变》里对变成一只虫的儿子不闻不问的父亲，《判决》中破口大骂要儿子去投河的父亲，《审判》中迫害受害者的父亲，《城堡》里面对苦苦哀求仍无动于衷的父亲。
卡夫卡笔下的父亲形象从来不是父爱的化身。矛盾的是，无论是企图透过旅行或婚姻离家，卡夫卡终究无法脱离父母而独自生活，总是又回到位于布拉格的家中，乃至于去世后都还与父母葬在一起。
相较于卡夫卡，在吴兴国的生命历程中，父亲的角色始终缺席。然而，「父亲」一词对吴兴国而言，更像是个隐喻，是他从十二岁就开始学习的京剧，是他数度意图切割的传统包袱。
年轻时，吴兴国从剧校毕业，以优异成绩保送文化大学戏剧系，他努力丢掉身上的「旧东西」，不唱西皮二黄，改听摇滚乐，不练京剧的唱念做打，跑去云门舞集跳西方的现代舞。退伍后，吴兴国重回京剧。拜当时台湾京剧四大老生之一的周正荣为师，转攻老生。吴兴国只从周正荣身上学了六年京剧，因为吴兴国尝试在京剧中加入创新元素，周正荣却谨守传统，双方心结愈积愈深，情同父子的师徒，终告决裂。
创立「当代传奇剧场」后，吴兴国努力走自己的路，陆续将莎士比亚、希腊悲剧、贝克特、契诃夫等西方经典搬上戏曲舞台。表面上，吴兴国看似在革京剧的命，是京剧的「叛徒」，实际上，吴兴国却是以反叛的方式延续传统。二○一○年，吴兴国获颁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的授奖仪式，致辞时一度哽咽：「顶著时代和传统两个大包袱在创新之路上走，可以说我是一路被骂著走到了现在。」
卡夫卡，如同一面镜子，通过卡夫卡的作品，吴兴过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孤独——那是一种不为人所理解的寂寞。将卡夫卡的《蜕变》搬上舞台，吴兴国说：「希望观众能在《蜕变》中看见卡夫卡，在卡夫卡里头看见一个演员，叫做吴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