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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中戏女儿成人礼的祭坛被放大成为视觉的装置,就把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的次文本,更渲染成为与正文本在相互辉映的观照之中。(林韶安 摄)
演出评论 Review

跨文化的新文本建构

这次蜷川剧场来台演出的《哈姆雷特》,虽于他为旧作,但由饰演王子的藤原龙也创造出新的角色诠释,更为接近当今日本年轻人在人格退化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精神分裂状态,蜷川要处理的不是正文本中“To be or Not to be”的哈姆雷特,而是当代日本年轻人无法割断「伊底帕斯情结」的症候群反应。因此,当蜷川把莎剧剧场转化为十九世纪末日本的下阶层庶民活动的广场围观《哈》剧时,已是同时在意味著西欧现代性与日本民众的关系。

这次蜷川剧场来台演出的《哈姆雷特》,虽于他为旧作,但由饰演王子的藤原龙也创造出新的角色诠释,更为接近当今日本年轻人在人格退化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精神分裂状态,蜷川要处理的不是正文本中“To be or Not to be”的哈姆雷特,而是当代日本年轻人无法割断「伊底帕斯情结」的症候群反应。因此,当蜷川把莎剧剧场转化为十九世纪末日本的下阶层庶民活动的广场围观《哈》剧时,已是同时在意味著西欧现代性与日本民众的关系。

蜷川幸雄《哈姆雷特》

3/29  台北 国家戏剧院

从一九二五年在伦敦第一次出现以现代服装演出《哈姆雷特》而获得剧评一致的支持之后,莎剧开始走向一种反映现代感的可能性,遂成为把经典文本延续至现代剧场,形成西方戏剧史中一支重要的脉络发展,乃至于影响了东方亚洲在与西欧现代性对话时,通过异文化的想像,把现代剧场作为一种方法,意味的更是对西欧「现代」的启蒙。这种启蒙的方法并非在表述西方/殖民与本土/受殖的权力关系,诚如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尝言:「莎剧丰富的戏剧表现,可以作为戏剧的准则,并获取『现代』之形。」因此我们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坪内消遥的翻译演出,歌舞伎、净琉璃都改编过莎剧,其他小说家如志贺直哉、太宰治,甚而电影大师黑泽明都曾改写莎剧的题材。以《哈姆雷特》而论,在日本被取用其素材的创作就有百篇之多,文化研究学者安西彻雄在《莎剧四百年史》就如此言道:「从这些翻译的轨迹看到,近代日本的时代精神在这样的文艺思潮中被反映出来。」

以日本文化图像化的身体与原典对话

在这样日本/亚洲「翻译」西方现代剧场的脉络发展下,蜷川幸雄的重要性就不能不被提及。虽然蜷川版的莎剧/希腊悲剧,在日本国内都曾受过毁誉参半的评论,但在英国及希腊原产地却都备受推崇的肯定。主要原因在于蜷川将跨文化的桥梁架设于对日本的想像上,这个跟西方导演(如:《春琴》)处理日本想像是不同的两个视角,蜷川与铃木忠志相像之处在于他们以本土接续的是西欧现代剧场中的「现代性」,也就是更用了这种「现代性」来表述日本的现代剧场。

首先蜷川与铃木都将舞台上日本演员的身体表现视为一种文化的表现,也是以一种日本文化图像化的身体之形来逾越西欧的正文本(context)。蜷川与铃木如此跨文化剧场的策略,说明跨文化若无视当下真实社会,也就无视正文本产生次文本/翻译剧的可能性,根本上是无力与现代观众产生对话的。「现代性」在正文本(也是莎剧的本质)与以本土为主体的次文本(subtext)之间,正是创造反映真实社会的时代性一条路径,才能达到旧戏新演对「时间」的超越;正是在这样「时间」的解放中,才能获取到现代剧场的「现代」之形。这正是蜷川在为《哈姆雷特》写的前言提到的:「如果不能回答我们日本人如何看待近代、或者当下,那么这将只是单纯地表演欧洲优秀戏剧。」这个提法也是为哈姆雷特一再追问自己「你是谁?」找到一个跨时代的连结。

官能与精神合一化的残酷世界

这次蜷川剧场来台演出的《哈姆雷特》,虽于他为旧作,但由饰演王子的藤原龙也创造出新的角色诠释,更为接近当今日本年轻人在人格退化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精神分裂状态,蜷川要处理的不是正文本中“To be or Not to be”的哈姆雷特,而是当代日本年轻人无法割断「伊底帕斯情结」的症候群反应。因此,当蜷川把莎剧剧场转化为十九世纪末日本的下阶层庶民活动的广场围观《哈》剧时,已是同时在意味著西欧现代性与日本民众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演员坐在地上、趴在地上或跪在地上这些日本身体图像的出现,乃至于全剧都弥漫著浓郁的歌舞伎(kabuki)味,无论鬼魂的现身或戏班子的戏中戏,都以歌舞伎的表现技法营造出炫丽的可看性。到了戏中戏里女儿成人礼的祭坛,被放大成为视觉的装置,就把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的次文本,更渲染成为与正文本在相互辉映的观照之中,让上、下文得以形成一套关连性的文脉。

歌舞伎在舞台上潜在于内部底蕴的庶民性,所充满猥杂的活力,不仅表现于演员在表演技法的呈现上,跟西方演员有著风格上的区别;以藤原龙也而论,他在道白时的发音、节奏及咬字,基本上是取了歌舞伎的技法,而以控制的技巧让发声于假音与郁沉之间的神经质,使哈姆雷特重要的疯颠表现跳脱出了西方演员的旧窠,更突显出日本人显身在「现代性」中,因陷于异化风貌的身心分离症而被折射出不安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在戏中戏也把犯下弑兄娶嫂之罪的国王,于肉体极乐中被王子刺杀,并藉神谕为「上天救赎凡人的罪」,莎剧此一王子复仇记的经典场面,也是一场华丽的Eros飨宴,蜷川将之处理为官能与精神合一化的残酷世界,正如哈姆雷特所言:罪如五月盛开的花,这种哈姆雷特带有一种悲剧美学的暴力,正能表示现代人对暴力所意味的精神分裂状态;在其他戏中场面,他亦擅以所谓「如血一样的红色」,象征一种在死亡的欲望中对生命的讴歌,此亦说得上乃歌舞伎在官能耽溺的身体感性中,所铺塑出来的恍惚情境,在蜷川剧场是重要的异质性美学。

打开被紧锢在黑盒子里的「记忆的磁场」

蜷川称他打造出来的舞台为「记忆的磁场」,观众从日常空间走进剧场,他们的身体意识自然跟著转换为置身于非日常空间,蜷川认为这种非日常空间应该就是被模造出来的伪物,如这次《哈》剧所呈现明治初期日本下阶层庶民活动的广场,然而这样模造的伪物又如何能成为所谓的「记忆的磁场」呢?被埋藏于地底的民众记忆,正如《哈》剧中从黑暗中走出来,又走进黑暗的幽灵,当这种被禁锢在黑暗中不见天日的民众记忆/故事,无法从传统的「时间性」中解放出来,「现代」也跟著一点一点地被束缚住,就使得莎剧在我们内在感受上完全无力开发出新的身体感性,所谓「记忆的磁场」遂益趋走上暗淡。因而在蜷川剧场一向充满狂气的表现力,无论服装、灯光甚或表演,都是极其强烈地被堆砌至最绚烂的形式,其产生的观赏效用就是打开被紧锢在黑盒子里的「记忆的磁场」,让模造的伪物所散发的华丽之光,能把发生在舞台上的一段故事/记忆照亮起来。即使在剧终出现满台尸身的场景,充斥著由淫荡、血腥、乱伦交织而成的尸臭味,然而二○一五版的《蜷川.哈姆雷特》,舞台上的身体依然散发著真实的、意气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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