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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舞家波赫士.夏玛兹(张震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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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城市? 谁的舞蹈博物馆?

从一场编舞家与策展人的对谈说起

舞蹈的遗产是什么?表演怎么收藏?舞蹈怎么展示?三月下旬,法国雷恩国立编舞中心艺术总监、编舞家波赫士.夏玛兹首度访台,带著在其「舞蹈博物馆」创作概念下产生的《吃》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演出,并与二○一六台北双年展策展人柯琳.狄瑟涵进行对谈。透过对谈,两人讨论舞蹈于博物馆等公共空间体制的意义,身体如何刺激观者思考空间的公共性,「舞蹈博物馆」如何「收藏」舞蹈……

舞蹈的遗产是什么?表演怎么收藏?舞蹈怎么展示?三月下旬,法国雷恩国立编舞中心艺术总监、编舞家波赫士.夏玛兹首度访台,带著在其「舞蹈博物馆」创作概念下产生的《吃》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演出,并与二○一六台北双年展策展人柯琳.狄瑟涵进行对谈。透过对谈,两人讨论舞蹈于博物馆等公共空间体制的意义,身体如何刺激观者思考空间的公共性,「舞蹈博物馆」如何「收藏」舞蹈……

彩排记者会结束后,摄影师捎来照片,一张张或趴倒在地咀嚼纸张、或以扭曲姿态啃噬著自己的脚的舞者肖像,在日光灯照下,无任何戏剧性的阴影与重点强调、近乎雕塑般袒露的照片让我有些心慌,我被迫像看一尊雕塑般凝视一具具无遮掩无焦点的人体。这场演出的「文件」奇异地提醒了我:这场景确实是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以收藏、展示、教学为目的的场馆。

但舞蹈的遗产是什么?表演怎么收藏?舞蹈怎么展示?舞蹈博物馆的「馆长」波赫士.夏玛兹(Boris Charmatz)以首度来台的《吃》Manger说明:身体即圣殿,先人的遗产就铭刻在舞者的身体里。

「舞蹈博物馆」是这位在二○○九年接任法国雷恩国立编舞中心的编舞家,以创作者的脑袋行场馆定位经营,果断地在他的〈告国家编舞中心〉一文中挂上的自家招牌:「我只是单纯想去掉『中心』这个词、再去掉『编舞』,还有『国家』!」

动摇公共空间体制的舞蹈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生活的巨大载体,文化机构等「艺术中心」是生产象征的系统,意味著高低上下之别,而握有经济与政治力量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在这个象征系统中取得发言权,中心式的开枝散叶使一座城市保有更多的竞争优势,也使公共空间无可避免地私人化。

夏玛兹有意识地「去中心」,除了去除身体的中心,也让舞团以游牧的状态走出编舞中心进入美术馆、广场等公共空间。但当表演走出黑盒子,进入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讨论重点不外乎观众视角、观看可能性的解放与地方参与,此类型的创作强调可以让观者用「另一种眼光」观看所熟悉之处,让死寂的空气掀起波澜,仿佛观者已失去了感觉生活的能力,得靠艺术的拭镜布来擦亮蒙尘的眼睛。但在城市的日常生活早已充斥过多戏剧性情节的当下,观众需要的还只是视点的移转,或者是可能性的解放吗?

二○一六台北双年展策展人柯琳.狄瑟涵(Corinne Diserens)在上月廿二日与夏玛兹的公开对谈中,指出夏玛兹的创作是「动摇体制。与体制的建构解构有关,也跟公众有关。」舞蹈成为社会运动的媒介,以公共艺术重新定义「公民」,她说:「夏玛兹从外界的角度去质疑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公共体制应具备的责任。」

让人重新思考空间的公共性

让我们将场景拉得更远一点。

廿二日对谈同日上午,比利时布鲁塞尔传来恐怖攻击,机场、地铁站等公共空间连环爆炸案,伤亡惨重,忧伤与恐惧垄罩这座城市。夏玛兹心系远方,不只一次提及布鲁塞尔与欧洲其他城市近年来恐攻后公共空间的转变:「当前社会已改变,社会场域分崩离析,难民的排拒、种族主义、都市主义等都让欧洲的公共空间已不具当初的抗议功能与公众的讨论,拿枪的士兵比不拿枪的舞者多,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多元的空间提供人互相讨论。」

混迹在公共空间的陌生人与对恐怖暴力的恐惧,早已破坏了开放的原则,让荷枪实弹的警察与监视器,圈起的栅栏与拒马日益增加。城市公共空间对「多样化」的清理,强迫症的控制欲,在当今社会的公共空间中,标语式的文化多元主义已被证明朝公众开放的广场与强调每个个体的独特性不过是一场幻觉。公共空间中隐而不显的各种议题,削弱了公共性,夏玛兹在广场上跳舞,不仅是将公共空间作为360度的环形舞台使用,他清楚地说明表演与空间的关系:「透过舞者/表演者界线的模糊,凝视自我多重身分的存在,让人重新思考空间的公共性,在政治上如何被建构在一起。」

或许,可能性的产生不在于让艺术融入生活,让观众参与表演,毕竟我们的生活早已充斥太多戏剧性的时刻,或是创造另类观赏体验让演出形式无死角。可能性的产生,在于意识到生存无处不是死角。

历史铭刻在舞者的身体之内

但回过头来说,公共空间隐藏的复杂权力关系,难道非得要用舞蹈或表演来告诉观者吗?新闻记者、社会学者难道说的还不够多?我们用身体直接感知的暴力难道还不足够?夏玛兹提起二○一五年的「狂热舞蹈节」(Fous de Danse)让观众成为嘉年华本身,「治疗公众躁郁症的最好方法是,借由身体打开公众认同,凝聚公民意识。」他说。

但具体而言,「舞蹈博物馆」计划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舞蹈博物馆」?这能提供博物馆发展一些启示吗?

狄瑟涵以艺术史指出博物馆的困境,以及「舞蹈博物馆」从陈窠旧习中打开的空隙:「十八世纪的艺术家与赞助有关,而博物馆早期用『分类』的方式决定要保存哪些艺术品。舞蹈博物馆是公共的,是保存好奇心的博物馆,将充满对现代发展有助益却无法分类的收藏。波赫士质疑了博物馆的动机:博物馆是储存还是传承的地方?波赫士的I am a school,是学校也是博物馆,用各种层次来看,他重新评估了体制的架构,我认为这就是他的核心。」

「我不是要批评,而是去思考为什么舞蹈只是这些学科、这些空间的附庸,为什么我们没有舞蹈博物馆?因为我们没有具体可收藏之物?若我们自己想成为一个机构,我们应该是什么样?首要是跟博物馆合作,但我们如何将自己纳入其中?如何将自己改编至那样的状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是黑盒子,还是白盒子?若没有博物馆,是不是舞者的身体就是一个博物馆空间?」他从外自问,最终从自己获得答案。

夏玛兹当然不是第一个将舞蹈带进博物馆/美术馆的编舞家,但却是跳脱物理空间,而以体制为思辨方向的编舞家,他以无法归类的身体,渗透博物馆分类、典藏的概念,书写、阅读、分享、传输跟舞蹈有关之物,但媒介是舞者,而非录像、服装、舞台等物质的展示,「透过即兴创作其实我们就是在触碰历史,历史铭刻在舞者的身体之内。舞蹈如何看待记忆、历史、遗产——这或许可以改变典藏的概念,并改变艺术实践的做法。博物馆的收藏或许也能包含舞者,舞者在博物馆中,工作中的身体与其他身体产生共鸣。」

终于,博物馆也要打破分门别类恋物癖的执著,走入不断流动的当下,「舞者的身体就是考古的素材,人类学家应该要挖掘研究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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