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有的室内剧场不够，又缺少户外剧场──但唯有透过剧场，才能净化台北人。台北若再失去了表演的环境，会更加纵欲，耽溺于性、暴力、和赌博。人没有高层的发泄精力的方式与较深刻的自我反省，台北就等于是死城。
政治、教育和文化三者的积弊已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媒体对文化的炒作，满足了观众「过瘾」的速食心态，却无法提升整个大文化环境的品质。
民间的表演团体，必须在空间、时间、和经费的重重困难中艰苦创作。然而，客观条件下的会计制度与演出制度二者似乎永无交集，使得演出越多、从事越多创作与制作的团体，承担越大的风险。政府应长期赞助培养具潜力的优秀团体，力求合约的公平性，并订立建全的评议制度：「审核从严，通过后限制从宽。」此外，亦应参照欧美的累积经验，制定出一套合理的税制，对企业赞助给予文化减免及评估。如果民间团体要一直和公家机构的毕业典礼与开会争地，那么这种环境，怎能容纳有实验性、批判性、艺术性的创作呢？设计者与舞台工作者，在短绌的经费与仓促的时间中又怎么能养成专业能力呢？
但我相信，若一直坚持地做下去，终会有成绩的。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三岔口上，前面的路通往最好与最坏。希望国内能有艺术保险制度，成立公会保护舞台工作人员，而且企业家，尤其年轻一代的企业家能多肩负起文化责任。艺术是真理，光华久远方见。
（陈怡如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