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多焦、多线并行及比例过大的剧院舞台空间底下，真正存在且进行中的，反而是以假堆真、以虚构实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真实处处备受质疑的场域，只有游戏本身的行为才真，至于游戏行为所生的内容，信了才真，如同《茱莉小姐》原剧所描绘的阶级、性别、爱情等权力关系一般，看似闭锁、牢固又轮回，实则如梦境、如幻影。
柏林列宁广场剧院《茱莉小姐》
4/30 台北国家戏剧院
《茱莉小姐》Miss Julie出自十九世纪瑞典剧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之笔，美学上极致写实，侧重生活细节，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经典；内容上暗藏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冲突，全剧两两权力消长，来往拉扯，张力不断，幽微地深掘、剖析人性，直捣人类面对自我卑劣的不堪处境。此次受邀来台的改编版本，由英国当红剧场导演凯蒂．米契尔（Katie Mitchell）及影像导演里欧．华纳（Leo Warner）联手合作，加上柏林列宁广场剧院（Schaubühne Berlin）的演员及制作团队，结合了影像和剧场，转换了观看视角，一方面在舞台上演起了电影，另一方面又用剧场解构了影像。
以克莉丝汀的视角，映照茱莉小姐的故事
此版演出中，叙事观点由原剧本公爵女儿茱莉（Julie）、男役尚恩（Jean）的两人互动，转移至次要角色女仆克莉丝汀（Christine）的一人视角，不仅剧情比重翻转，由原本全剧环绕的前两人身上，转而聚焦于克莉丝汀，而且她的主观凝视成了观众视角，也几乎成了整场演出的单一观点，于是场上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成了克莉丝汀观看的对象，同时克莉丝汀的一举一动也成了观众观看的对象，不仅窥视的本质带有压迫，她小心、等待、焦虑、寡言、寂寞、封闭的种种处境亦显得压抑，使得视觉上她既是主动的压制者，也是被动的受制者。虽演出中不见原剧本里以铃铛、靴子等物件象征公爵在场的证据，然某种程度上，原剧公爵加于尚恩、尚恩加于茱莉的父权威势，移转为克莉丝汀的凝视所乘载的双重压迫。如此突破性的叙事观点置换，借由感知的转嫁，让克莉丝汀成了茱莉小姐的对／写照。
同样地，翻转视角的手法亦可见于舞台上电影的置入。舞台半空吊挂著一大片的银幕，演员与技术团队于幕下实景拍摄，即时投影于幕上。所呈现而出的影像，一方面不论是角度、大小、远近、焦距、观看物都是被决定的、被限制的，成像被放大，景框被压缩，因此对观众而言，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逼视感，另一方面也由于镜头大多采用近景特写拍摄，捕捉了情绪的诸多细节，任何一丝的呼吸、脉动、肌理、眼神、表情都一览无遗，如画作般细腻，仿佛以电影写实的技法复刻了剧场自然主义的精神。除此之外，全场几乎困锁在一个灯光灰暗、色调阴郁的房室里，通篇行动充满著克莉丝汀的日常琐事，切肉、倒水、摆枝、翻书、压花、穿衣、照镜、抠指甲等一举一动，尽收观众眼底，整体充斥著琐碎而重复、生活而平淡的无聊感，与一开场绿意盎然的草地形成对比、与茱莉和尚恩于外的乐音和杂谈相互映衬，如此室内与室外、静谧与躁动、缓慢与轻快的反差之下，加重了克莉丝汀的驯化状态，将全场笼罩在一股受到日常压迫或者压迫成了日常的氛围。甚至，连死亡的处理都十分压抑，不论是透过克莉丝汀惧怕而闪烁的眼神来传达金丝雀的死，还是结尾以缓移的镜头里所出现的残花、水滩来暗喻茱莉的死，手法间接且幽微，不著痕迹，不流俗套。
然而，全剧篇幅因几乎聚焦于克莉丝汀一人身上，侧重了气氛营造，却减弱了原剧本茱莉和尚恩之间关于性别和阶级的复杂权力关系，不再是来往交错、持续消长，而是透过克莉丝汀的旁观诠释、旁敲侧击，脉络显得淡化，一切点到为止。即使如此，戏剧层次也并未全然趋於单一，原剧克莉丝汀吊诡的睡眠延伸成为了梦境，充满水流与叠影的意象，数度出现旁白喃喃自语念著诗句，顿时仿佛进入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境界。梦境和呓语，不仅以双重和流动的状态脱离了单一场域的束缚，从压迫感不断的禁锢中逃离，成了短暂的救赎，同时，构作概念上亦像是转化了穿插原剧中芭蕾和哑剧（pantomime）的作用，自张力迭起的情境中，得到了舒缓暂歇的空间，再以奏法多变的大提琴声贯穿全场，使轻柔、抑郁、悬疑、欢快、诡谲等多样气氛，在同样的基底上得以流动自如、无缝串接。
如原剧的权力关系，信了便成真
有趣的是，导演似乎并不满足于现场排练、拍摄一出具有自然主义风貌的电影，反而以突显摄影机取像过程的手法，将其影像所费心营造出来的氛围、张力、幻觉和神秘感，一一破除、瓦解。当银幕上所显现的一切，画面之间毫无逻辑断裂，字幕置于画面底下，俨然一部真正的电影在放映著，但此时拍摄过程却毫无遮掩，摄影机移入移出、制作人员忙进忙出、演员在旁预备、旁白人员在现场录音等工作过程皆清晰可见，甚至还有拟音（Foley）的实地再现，撕花、水洗、置物等声响都以其他器具所产生的效果来代替，因此视觉和听觉的建构过程都直接暴露在观众眼前，干扰了电影成像的神秘，揭穿了自然主义的幻觉，使展演的重心从「茱莉小姐」变成了「如何拍摄茱莉小姐」，亦让整场演出状似一场即时演奏、一次拆解游戏——既是游戏被拆解，拆解本身也成了游戏。
如此一来，全戏似乎游离在形式大于内容的危险边缘，但形式先行是否又必然是原罪？形式除了要与内容对话之外，有没有可能与形式自身内部对话？整场游戏交织著解与构，不仅破解著原剧观点而建构了另一种观点，破解著影像而建构了新一层展演，增生意义，别有乐趣；同时一方是影像里限焦、一方是舞台上零散，造成了形式本质上的扞格，仿佛形式本身已有冲突、已在对戏、已是写本。在这样矛盾的形式之内，所被建构、被拆穿以至于同时被质疑的，是克莉丝汀视角的真实、场景的真实、电影的真实、自然主义的真实、写实（realism）的真实（reality）、真实的真实。在如此多焦、多线并行及比例过大的剧院舞台空间底下，真正存在且进行中的，反而是以假堆真、以虚构实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真实处处备受质疑的场域，只有游戏本身的行为才真，至于游戏行为所生的内容，信了才真，如同《茱莉小姐》原剧所描绘的阶级、性别、爱情等权力关系一般，看似闭锁、牢固又轮回，实则如梦境、如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