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因为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能够让创作者畅快地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中国因为审批制度的屏障，创作普遍偏于保守，原创作品的丰富程度远不及台湾，台湾作品的创意和多样形式确实是很大的优势，而且就内容而言，合适到中国演出且能够通过审批的节目还是相当多的，在中国庞大的演艺市场里，其实大有机会。
中国演艺市场能够给予台湾作品生命展延与工作者经济效益，是活络台湾表演艺术生态最重要的解方之一。然而，两岸表演艺术生态的差异，使得这个市场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演出的审批制度。
演出审批这件事普遍存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与地区，差别只在审批的事项。中国的演出审批的对象当然是演出的内容，道德观与审美观的统一是这个社会多年来的主流价值，精神上的控制更是政治管理的一种手段，稍微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可能认同，但会同情。具体而言，对于演出的内容，政治、性、暴力的议题不太容易通过，但这其中还是有弹性空间的，端看创作者如何在舞台上表达这些议题。台湾因为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能够让创作者畅快地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中国因为审批制度的屏障，创作普遍偏于保守，原创作品的丰富程度远不及台湾，台湾作品的创意和多样形式确实是很大的优势，而且就内容而言，合适到中国演出且能够通过审批的节目还是相当多的，在中国庞大的演艺市场里，其实大有机会。
这几年或许正处在大转型时期，中国各方面的政策都朝向开放，文化政策虽也开放，但对精神层面的控制却更趋保守，给人「打右灯向左转」的矛盾印象。对于演出的审批，比起五、六年之前，这几年来确实更严厉且更紧缩了，而审批制度对于演出而言，并不仅仅是内容的控制，影响更大的则是市场的规律。明明市场火热，资源涌动，但没有几个节目能够有充分的宣传行销期程去争取票房，因为拿不到演出许可，不能宣传，更不能售票。在台湾可以规划三个月甚至半年期的宣传期及行销策略，在中国一概用不上，只能另谋出路。这是中国看似公开透明，实际上仍有眉角的审批制度对演出最大的阻碍与伤害。审批就制度面来说其实很单纯，就是要保证这个社会上满满的正能量，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极为复杂。以下是三个台湾作品的案例，碰到的情况都不一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看审批这件事。
洪荒之力，时不我予
1. 二○一二年九月，狂想剧团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演出，带著《贼变》参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演出前三天被告知审批未过，理由是剧本内容里有杀人情节，因为北京在十一月将召开中共十八大，事前对任何聚众的活动都极为敏感。这部戏，这个时间点，放在别的城市演出大概都没有问题，但北京不行。审批没过，不能开票，那演出怎么办？主办单位倒是处变不惊，改成内部观摩，意思是照常演出，不售票，邀观众免费看戏。结果是三场演出观众满座，估计有些人是因为听说审批没过，来探探究竟。
2. 二○一五年五月，两岸小剧场艺术节邀请莎妹剧团的《请听我说》到北京演出，也碰到极严重的审批问题。北京市文化局审批处聘请的审评专家以剧本多不雅语词，演出形式杂乱为理由，建议不要演出。按时送审，结论却在演出前不到两周才给出，演出箭在弦上，无法改变，只能写封诚恳的说明信，托送审单位转交审批处。结果审批处认真地重看一次视频和剧本，划了些不雅语词要求修改，编导也极有智慧与创意地完全照意见修改，而且改出了出乎意料的绝佳现场效果，例如，多处骂人的两字脏话改为「不雅的字眼」这五个字，演员噤声唇动二字，舞台旁助演者加上音效说出这五字，全场观众心领神会，笑声不断。《请听我说》二○○五年在青岛演出，二○○九年在北京也演出过，按照中国二○一三年七月前的审批制度，之前演出过，而且拿到的是文化部的演出许可，之后在不同城市的演出应该不会有问题。但就在二○一三年六月，中国文化部下了一纸公文，自当年七月一日起，演出节目的审批权下放到地方。这本是德政，可以省掉不少审批文件在各单位旅行的时间，但同时也增加了审批结果的不确定性，因为不同评审专家的审美观不一样，不同地方政治敏感度不一样，对台湾作品的态度也不一样。
3. 二○一六年九月，创作社主导的两岸三地四位导演合创合制作品《四情旅店》受邀到两岸小剧场艺术节北京场演出。两岸合创合制的困难在这个制作里尽显无疑。从中国方的编导演到台湾排练演出的行程安排就风雨不断，作品的内容是什么也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他是否能出中国到台湾。创作者求好是本质，在演出之前推倒重来也无可厚非，但在中国的演出机制中就是个灾难了。北京的演出是接续著台湾的首演，三个月前就送件审批了，只是内容一直不定，演出形式也一直在更新，加上没有视频资料，审批程式一直处于补件的状态中。意料之中，开演前五天才拿到演出许可，隔一天正式开票，只能说用尽洪荒之力，但时不我予，票房惨澹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