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一岁的戈瑟兰被誉为法国最具潜力的青年导演。他擅长以充满感官的剧场效果，表现出优美且浩瀚的文学性。去年他应史特拉斯堡国立戏剧学院之邀，为该校毕业生发展一出全新创作，他与法国当代小说家贝隆杰合作，以加莱难民营为主题编创了《1993》，试著用「九○后世代」的批判观点，探究历史与当代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寻觅欧洲梦碎的关键线索。
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塌前夕，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短篇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引述未来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关键并非意识形态的战争，而是自由经济与公民政治（注1）。的确，九○年代初期，脱离冷战的欧洲社会正迈向一个欣欣向荣的和平时代。为了建构强大的政经体系，各国逐步取消边境检查，并积极推动交通建设、科技研究与学术交流。一九九三年成立的欧盟体现了「历史终结」后民主的胜利，因而在二○一二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然而，近年来欧洲却一再面临人道主义的危机。无论是希腊的债务风波、难民潮、民族主义再度崛起、英国脱欧……这些问题是否反映了欧洲理想的幻灭？由戈瑟兰（Julien Gosselin）执导的《1993》带领当代观众穿越时空隧道，重新省视欧盟成立廿五年后的残酷现实。
卅一岁的戈瑟兰被誉为法国最具潜力的青年导演。他擅长以充满感官的剧场效果，表现出优美且浩瀚的文学性。从二○一三年起，他持续改编当代小说，无论是描绘一九六○至九○年法国社会变化的《无爱繁殖》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或用繁复叙事阐述廿世纪人性困境的《2666》。的确，戈瑟兰致力搬演具有当代观点的文本，如他所言：「我的创作试图挖掘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用发人深省的政治手法勾勒出我们生存世界的轮廓。」（注2）今年亚维侬艺术节，他将借由美国小说家德里罗（Don DeLillo）的三部作品：《玩家》Joueurs、《名字》Les Noms、《毛二世》Mao II，探讨自七○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恐怖主义。透过极具生命力的舞台演绎、层次分明的场面调度及丰富的声光效果，戈瑟兰突显出当代文学创作者笔下的生存困境，受到国际剧坛一致好评。
回溯历史 省思当代
戈瑟兰的前卫导演风格让史特拉斯堡国立戏剧学院（L'École de TNS）院长，邀请他为该校毕业生发展一出全新创作。面对一群年方弱冠的创作者，戈瑟兰不想重新搬演经典文本，反而力图激发出青春世代介入现实的力量。他决定与法国当代小说家贝隆杰（Aurélien Bellanger）合作，共同编写一出以他故乡——加莱（Calais）——为题的文本。加莱位于英法边界，从二○○○年起，许多难民开始在此群聚、扎营，试著潜入穿越国境的卡车和轮船，偷渡前往英国。复杂的人口、恶劣的卫生环境和严重的治安问题让这个难民集中营具有「丛林」的称号。不同于以人道眼光呈现难民处境的纪实作者，贝隆杰以宏观的角度，深入挖掘欧盟现代化的成就与矛盾，仿佛他在多年之后重新省思复杂难解的现世困境。透过《1993》，戈瑟兰和贝隆杰试著用「九○后世代」的批判观点，探究历史与当代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寻觅欧洲梦碎的关键线索。
《1993》前半部分中，贝隆杰用挽歌式的笔法，回溯九○年代初期欧洲现代化的发展：一九八九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在法国与瑞士边境开挖一条装置粒子加速器的地底环形隧道，为科技发展立下全新的里程碑。一九九三年，英法海底隧道正式竣工，显现欧洲各国跨越疆域、团结一致的愿景。同年，欧陆舞曲（Eurodance）席卷年轻世代，重低音的加速节奏和单调的反复旋律仿佛体现了社会环境的急遽变迁。透过言简意赅的报导陈述和评论分析，贝隆杰透过这三个千禧年之前的历史现象，重新省思当代社会问题，展开一场跨时代的辩证：冷战过后，核能从毁灭性的武器变成开创未来的重要关键，这是否应证了历史的终结？穿梭国境的交通要道是否间接造成「加莱丛林」的诞生？煽动人心的电子乐是否暗喻了欧洲青年追求享乐的集体堕落？欧洲共同体究竟实现了人类文明的愿景，还是一种空洞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