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表演藝術》 334 期 / 2020年10月號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西班牙編舞家瑪芮娜．麥斯卡利 我們有幸，還擁有身體

文字 白斐嵐

「能在這行工作，真的非常幸運！」七夕情人節的排練場，遠渡重洋而來的西班牙編舞家瑪芮娜．麥斯卡利（Marina Mascarell）坐在微弱日光下，重複說了好幾次這句話。

她說的是舞者，用身體感受生命、傳達思想的舞者，「以前很稀少，現在要絕種」的舞者。「在現在這個時代，人們早已習慣用各種科技自我表述，而不再用身體來溝通，『非物質』（immateriality）掌控人類主要的行為互動模式。」瑪芮娜感嘆地說。

隨著實作被虛擬所取代，媒介主導了我們的生活，或許是出自某種忠於本行的內在拉扯與抗拒，瑪芮娜逆勢走向另一端，試圖藉由舞者身體來談當代社會的非物質現象。「我愈鑽研這個主題，愈被我的職業所吸引，讓我更加理解自己有多幸運。」她又再說了一次。

舞者「泡泡」，讓她跨越文化限制

對於瑪芮娜來說，已然絕種的舞者有著屬於自己的文化與生活圈。在這個「泡泡」（Bubble）中，讓她得以跨越國籍，跨越各種母文化帶來的壓迫與限制。她生於西班牙，但從未在自己國家工作過，一出道就加入荷蘭舞蹈劇場（Nederlands Dans Theater）。在那裡，如同大部分的國際舞團，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舞者，「我們很幸運，能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舞者一起工作，彼此都能從自身文化的限制中得到解放。」

這原則既可套用於國家，也可套用於任何規模的團體。也因此，瑪芮娜總是喜歡在作品中加入新成員，而非重複與固定班底合作。有了新成員，原本的團隊自然隨之產生化學變化，不再固守各自角色。「沒有磨擦，就沒有改變」，在經驗與創新、共識與衝撞之間，她總試圖在創作中找到平衡。

然而，與舞蹈空間舞團合作，是個不太一樣的「泡泡」。瑪芮娜解釋：「台灣舞者都是本國人，沒有外國人……這樣單一國籍的組合在我的經驗中很少見——這裡只有一種文化，有自己一套行為準則與社會規範，我只能慢慢了解，多看多觀察。」

舉例來說，瑪芮娜一直以來早習慣「我提出要求，舞者馬上試給我看」的工作狀態。來到台灣，她發現舞者往往會先彼此討論一番，達到共識後再一起行動，「像是某種對團體的尊重。」此外，瑪芮娜常覺得舞者把她當作老師或指導者對待，在工作時的權力階級，成為另一種她想要移除的限制。

十年來對台灣社會愈來愈自在、也愈來愈熟悉的瑪芮娜，自然也發展出另一套溝通模式，如她常會從旁觀察年輕舞者如何和同儕相處：「他們這時候才會表現出真正的自己。」與舞空一路合作下來，的確也讓雙方都挑戰了各自習以為常的文化慣性。

《媒體入侵》  探討人們與圖像的關係

今年秋天，即將在衛武營世界首演的《媒體入侵》，這其實是瑪芮娜發展了三、四年的三部曲其中最後一個作品。「我是因為《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而投入這個主題」，她解釋，「我也知道這是很大的主題，裡面就包含了數百萬可以繼續發展的題目。」居伊．德波（Guy Debord）一九六七年提出的現象與理論，到了此刻成為現實。「我們就是景觀／奇觀（spectacle），我們不再知道自己是誰，總是在顯露自己、展示自己的經驗」，她說，「要是居伊．德波還活著，他可能會很高興目睹自己的理論成為真實世界。」

於是，在《景觀社會》的基礎上，瑪芮娜發展了三個作品。第一個作品A Hefty Flood關於自我意識與自我形象，第二個作品Valley試圖藉舞者身體轉譯反烏托邦（Dystopia）；至於第三個作品，也就是此次與瑞典斯堪那舞蹈劇場（Skånes Dansteater）合作，將由舞蹈空間舞團演出的《媒體入侵》，進一步探討了人們與圖像（image）「神秘又魔幻」的關係。

瑪芮娜以廿世紀初電影如何席捲世界為研究起點，追溯自其產生的社會風潮與影響，而有了「我們已然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之感嘆。說來很玄，她形容：「就像我們現在面對面坐著，我在和妳說話，看的是妳的臉而不是自己的臉；但當我拿起手機視訊通話時，我會在螢幕上看到自己的臉和對方的臉並列。」人們就這樣無時無刻被自己形象所圍繞。在過去，人們崇拜電影裡的好萊塢明星，但現在卻把這種形象崇拜內化，轉而投射在自己身上。

在《媒體入侵》結合舞蹈與即時多媒體的創作過程中，瑪芮娜試圖用另一種反烏托邦式的極端場景，來呈現身體失效的當代狀態。她所設想的作品結尾畫面（且也已拍攝完成），如空無一人的劇院、街道與公車，隨著疫情來襲，國境封閉，成為瑪芮娜自瑞典一路逃回荷蘭的真實路徑。「原先，我只是想要用這宛若科幻片的場景，來表達對於未來的關切與憂慮。」誰知道科幻場面不再科幻，瑪芮娜也帶著這支差一週就要在瑞典首演的舞作結構來到台灣，以她樂在其中的「面對面」工作方式，與台灣舞者一起實現。這次，沒有無人場景，反而更加上了舞者們現身說法，讓他們的身體經驗得到突顯。

在語言、影像、畫面、物件與空間之間，瑪芮娜將身體化為承載其思想與研究的溝通途徑。觀眾所經歷的，或許只是一場演出，但對她而言，「我為每個作品都留下了一點生命的痕跡。」這或許也是瑪芮娜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