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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爺看來丁保羅那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不就是咱們京劇的過堂!隨即,三爺做包拯打扮勾臉上(左),衆鳥友搬來桌椅,放上官印、驚堂木,然後(陳祖芬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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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籠中的人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新戲《鳥人》

如果說芸芸衆生關在權威思維的籠子裡,那麼,權威也關在自己思維的籠子裡。這種自築鳥籠式的崇拜癖,從膜拜皇帝到創造偶像,流傳著,傳染著。《鳥人》中的三爺、丁保羅,是你,也是我……

如果說芸芸衆生關在權威思維的籠子裡,那麼,權威也關在自己思維的籠子裡。這種自築鳥籠式的崇拜癖,從膜拜皇帝到創造偶像,流傳著,傳染著。《鳥人》中的三爺、丁保羅,是你,也是我……

北京人開玩笑,常常喜歡借用火葬場。我一位友人,有幾天不知怎麼他家電話老是串線,各種不相干的人打電話老是打到他家。如此三番四次,他不耐煩了。凡錯打電話到他家的,問他是哪兒,他一概回答「提火辦」。對方問什麼?他說就是「提前火葬辦公室」。

北京人藝的新戲《鳥人》,演北京的蹓鳥閒人階層。從美國回來的精神分析家丁保羅,要把養鳥人的場所改成「鳥人康復中心」。戴著聯防紅袖章的人嚷嚷著轟人,說這兒已經劃爲外資。眾「鳥人」自然不悅,聯防揪住一個鳥人說,你成心搗亂,哪單位的?鳥人答道:「火葬場。」

觀衆大笑,因爲太熟悉這種京味的噁心人。中國最過剩的就是人,所以歷史觀地看問題,火葬場也是辦喜事的地方,也帶有了喜劇色彩。鳥人說,在中國「沒有」什麼都是可能的,就是不會沒有人。珍貴的鳥是一類保護動物,天絕了就再也沒有了,而人有的是。

有的是人,也就有的是閒人,有的是提籠架鳥的人。三爺原先是京劇的名角兒,京劇觀眾流失,名角兒也玩起鳥來,玩成鳥市上的權威。三爺一到鳥市,那麼一站,雖敞著小棉坎肩,穿著圓口布鞋,一身胡同裡混混的打扮,然而那威勢,那做派,包公似的有份量。眾鳥友全體起立喊三爺,三爺說:「少禮,少禮。」眾生習慣於幹什麼都得有個權威,去信賴去聽從,去在他的行爲規範內走動,在他的思想框架裡說話,於是嗓音更明麗,羽毛更光澤。這種自築鳥籠式的崇拜癖,從膜拜皇帝,到創造偶像,到習慣了相信別人不相信自己,流傳著,傳染著。

三爺自己也何嘗不是生活在自築的鳥籠裡。他玩鳥,還是在玩自己?他的舞台,已經失去了;做爲男人,已經不行了。晚景不忍看破,「我也不能爲了逞能犯回錯誤。」他自嘲自欺自尊自持,他非要敎啥也不懂的農村小伙黃毛學京戲,黃毛說寧肯蹲監獄也比唱京戲好。三爺說只要能排戲,能養鳥兒,監獄怎麼啦?

如果說芸芸眾生願意關在權威思維的籠子裡,那麼權威願意關在自己思維的籠子裡。

戲中另一個權威是丁保羅,或叫保羅丁。他奉若神明的精神分析法,在三爺看來不就是過堂?「我還不用你那套洋聊天兒,我就用咱們京劇,就能問你一個底兒掉。」本來,中國的過堂和西洋的精神分析,一個重板子,一個重分析;一個重長官意志,一個重人性重個體。不過人一旦把自己關進自個兒思維的籠子裡,終會走向錯位,走向荒誕。丁保羅把伊底帕斯的殺父戀母情結硬套在三爺的追隨者胖子身上,三爺便用過堂斷案來治療丁保羅。以荒誕攻荒誕。

三爺勾臉,一身包拯打扮,衆鳥友站立兩旁充當衙役。鳥兒怎麼辦?「掛於大堂之上。」三爺一聲「升堂」,說:「下跪何人?」丁保羅回話:「密斯脫保羅丁。」衙役甲胖子說:「別老覺著外國月亮圓,中國的名人,姓兒也是放在名兒之後。有爆肚滿,烤肉季,餛飩侯。」三爺說:「有麵人兒湯(一鑼),泥人兒張(一鑼),葡萄常(一鑼)。」三爺繼而傳丁保羅的老師佛洛伊德。丁說已死多年。三爺說:「爲何還將死人之言奉爲經典?」

當然三爺自己頭頂上也罩著些個死人的籠子。外部世界很難進入他的籠子。過堂時,一名我朝女子陪一名番邦男子來見。三爺一聲喝:「叉出去。」胖子說今年是旅遊黃金年,大人要以禮待之。三爺對那女子說:「這番邦之人朝三暮四,爾要仔細了。」那女子輕輕鬆鬆地說:「本來我也沒打算嫁他一輩子。」這正是今天的一種時尙,一些人爲了目的不擇手段。寫此文前,我在街上聽到一個十三、四歲的學生在對他同學佈道,說要留意三種人,一種是自己崇拜的人,一種是自己愛慕的人,一種是對自己有用的人。天,那麼,弱小的、不幸的、命運對他不公的人呢?而這位小佈道者只是個初中生。新的歪歪邪邪的籠子,又罩到我們很多人頭上,重疊著舊的籠子。

《鳥人》的荒誕,用該劇導演林兆華的話說,是自自然然的荒誕,生生活活的荒誕,眞眞實實的荒誕。從「火葬場」到「黃金年」,北京人哪個不熟知?中間不休息的這齣話劇,竟如長達兩個多小時而一氣呵成的化妝相聲,叫人大笑不止。問觀眾笑什麼?一觀眾說:「從頭笑到尾,也不知笑什麼。」

《鳥人》是道地正宗的北京「人藝」風味,又是出格的人藝新品種。主題是什麼?衝突在哪裡?戲結束在何處?模糊又朦朧。觀眾走出劇場時可以隨想,也可以有一點思索,也可以不會思索只會笑。人們是不大有機會大笑兩小時的。這兩小時對身心健康,是一種積極的治療和康復。

這樣一齣散漫不經的戲,如果不是北京人藝的導演和名角兒們,恐怕都很難在台上立起來。敢於把這齣戲搬上舞台,唯有林兆華、林連昆(飾三爺)他們了。四月十三日我去看《鳥人》。五月上旬的票都賣空了,劇場外黑市票價已經從八元炒到三、四十元乃至六、七十元。林兆華被要票的人追逐著。一個從百十里外趕來的鄕村敎師,每月收入無多,也在等黑市票。林兆華見狀將他帶進劇場,找個空位坐下。劇場的加座都滿了,空位都塡了。我走進劇場,直感到人藝劇場變窄了。我從左右拉開加座的窄窄的過道走向我的座位,我想,即使話劇的路窄了,即使話劇面對消費結構改變造成的籠子,有林兆華、林連昆這樣的「一類保護動物」,還是能飛出一片燦爛。

 

文字|陳祖芬 大陸報導文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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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的話

《鳥人》是我正在創作的話劇《閒人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當我寫完第一部《魚人》,來到鳥市散心的時候,已沉寂了的童年時期對鳥兒的興趣又噪動起來。北京養鳥講究最多,一旦沾上此種愛好,就會一步一步走向深淵,我也未能免俗。當我把全身心放在這小小的生命上時,我幾乎忘記了一個大的生命,一個每一個人只有一次的寶貴生命在不知不覺中耗散。似乎是我們越來越懂鳥兒,可毫無疑問我們是越來越不懂人;越來越有「鳥道」,可越來越無「人道」。當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地折磨著我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有些戲劇性的東西已經產生了。一九九一年夏天的一個早上,我把所有的鳥都放生了,鋪開紙筆寫一個話劇,很自然地,戲就朝著硏究鳥與硏究人的結合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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