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棄兒與屠夫》與卓別林的《小孩》放在一起比較，似乎就能看出《棄》中缺少的是什麼──一份對「人」的關懷，而這也是所有眞正藝術不可缺的元素。
《棄兒與屠夫》
皇冠密獵者劇團
4月21日〜23日
皇冠小劇場
很奇怪，台灣現代劇場的導演，普遍都少了一份對「人」的關懷，做出來的東西總是造作的冷。冷並沒什麼不好，像法斯賓達作品中的冷，它也是人世的眞相之一，但那種冷的背後，有作者一顆赤熱的心關懷著人。由於不關心人，導演很容易就把演員當成傀儡或道具來使用，使得演員在表演上因而久缺了一份「有機」性。
相形之下，備受「非主流劇場」界批評的表演工作坊，在此就顯得意義不凡。賴聲川在排戲過程中，並不會因爲「作品」，而忘記演員也是個「人」，因此在導演一演員的互動工作中，始終存在著一線生機，也正是這份生機，使得在正式演出時，演員才能引發觀衆的共鳴。
電影《多桑》之所以成功，不能不說「關心人」是個重要因素。在製片／導演組的辦公室中，掛在牆上的拍片流程看板上，導演吳念眞寫了一行醒目的字：「人永遠比藝術重要。」整個拍片過程中，吳念眞從未因爲工作人員的失職而發火，他對人的關懷並沒有停在意念的層面上，和賴聲川一樣，他的情感與行動也都顯現了這份關懷。正如同果托夫斯基所強調的，導演面對的與其說是個演員，毋寧說是個有血有肉的「人」。
反觀所謂的非主流派劇場，他們對人的關懷似乎就比較是停留在意念的層面，演員／人的有機性並不在他們關心的範疇。他們會爲弱勢人群打抱不平，但他們的情感與行動卻對主流派充滿憤怒與抗爭，這種心態的極致，一不小心就會導致：爲了和平，戰爭是必要之惡。同時，他們忘了所謂的主流派也一樣是人，和你我一樣，也需要關懷。
共黨解體後的波蘭，有一位在華沙街頭擺地攤的小販，接受了英國BBC電視台訪問時說：「現代人像今天的報紙，到了明天便沒什麼價値。」
我們是不是也這樣看待別人？「我」今天導一齣戲，要表達「我」的意念或藝術觀，要引起別人來注意「我」，演員與工作人員都是爲了「我」的表達而工作，當戲演完，事情結束後，他們對「我」就沒什麼價値了。不是這樣嗎？如果換個角度，這個我所重視的「我」，在別人眼中又是怎樣的呢？不也可能像今天的報紙？還有，我們又怎樣看待「劇場」？「電影」、「文學」和其它的「藝術」呢？是不是也把它們看成今天的報紙一樣？如果是，那麼我們實在不必期待「我」能做出什麼有價値的東西，也不必期待別人不把「我」看成今天的報紙了。
文字｜黃銘亮 人子劇團團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