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魯迅的《阿Q正傳》，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開始，在北京《晨報．副鐫》上連載的，每隔七天見報，共九次連載完畢，也就是現在的九章。

阿Q是誰？

這篇小說一刊載出來，就引起大家的議論與猜測，認爲其中充滿了影射與諷刺，卻又不知道矛頭指向是誰。當時作者署名「巴人」，就有人推測是《晨報》主筆蒲伯英（殿俊）寫的，因爲他是四川人；至於阿Q是誰，猜測的就更多了，甚至還有人認爲是指胡適，因爲胡適用過一個筆名Q.V.，典出Quo Vadis（向何處去？）

這些打算按文索驥的猜測，不久之後便失了著落，因爲知道了作者是浙江人魯迅，而且阿Q顯然是個愚昧的農村短工，不是任何一位知名人物的化身。不過，猜測並未停止，只是從具體的影射個人，推展到了社會組群與類別：阿Q是諷刺農民？是諷刺淸朝遺老？是諷刺革命黨？是諷刺士大夫知識份子？還是一般性的諷刺中國人？這些對於阿Q是誰的討論，過了半個多世紀還在擾嚷不休，甚至賦予了許多後設的形上色彩，如思想史家侯外廬就曾指出，「這阿Q顯然是知覺與不知覺間的大文豪的時代大Question的提法」。這些想要坐實阿Q正身、或階級屬性、或Q字定義的推測，當然都徒然無功，因爲混淆了文學想像創造與人生現實兩個不同的世界。不過，有一點倒是得到了共識：《阿Q正傳》是諷刺作品。

周遐壽（作人）在《魯迅小說裡的人物》中指出，魯迅在小說一開頭就故佈疑陣，轉了一個大圈，才說主人公是阿Q，其實是老早就想好了，本來就要用這個Q字，因爲「Q字上邊的小辮好玩」。也就是說，魯迅心目中的主角是淸末拖著一條辮子的中國人，而背景則是中國傳統受到西方衝擊之後的天崩地解時代，一切都在變革，一切渣滓都要浮泛到表面，讓人無法不去注意。

《阿Q正傳》的故事雖然有曲折的發展，情節呈現的手法卻近乎白描，類似民間故事或寓言的寫法。在簡單白描的手筆之後，則蘊藏著深厚的象徵意義，有著魯迅對人生處境的無限感慨，其展現方式很像後來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果陀》：故事發展的本身不是重點，角色性格的象徵呈現及人生處境的荒誕才是作品的精髓。

我們在故事裡看到一個打短工的農民，莫名其妙的自尊自大，時常把鄕愚的習慣推展成規矩，甚至擴大成天經地義。然而，他見利就忘義，看到弱者就想欺侮，卻偏偏看不到自己的缺點與弱點。因此，總是要出禍事，總是要遭殃。出了禍事之後，卻從不反省，從不改過，只想自己是被兒子打了，以「精神勝利法」得到自欺的滿足。阿Q也有七情六慾，但他想到女人，就只有睡覺，沒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情愛。一方面罵女人，堅持男女之大防，另方面看到女人就下跪求歡。遭到地方排斥的時候，他也可以淪爲盜賊；發了財回來，居然也能衣錦榮歸，好像鄕里都與有榮焉。革命爆發的時候，阿Q正是窮途末路，因此也就大喊造反，甚至做了一些參加革命的美夢：把欺侮他的人全殺了，把有錢人的財產全搶光，把女人都弄來讓他挑。可惜他投效革命無門，卻被扯進一樁搶案，抓進衙門，最後是槍斃示衆。

善意的諷刺

從作者意圖的角度來看，魯迅在《阿Q正傳》中想要表達的主題意旨，在他當時寫的一些文化批判雜感中，表達的相當淋漓盡致。如他收在《熱風》中的隨感，就有這樣的文字：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祇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衆宣戰。……『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裡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 ！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爲這種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他們的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在《墳》中有這樣的感慨：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但他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洩，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説，怕還可證明這些人的卑怯。……」

雖然這些激憤的話不專對《阿Q正傳》主題而發，但其意旨卻是相同的。

後來魯迅對《阿Q正傳》中不留情面的諷刺也發過議論，在〈阿Q正傳的成因〉（見《華蓋續集》）裡就說：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卻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 （醜惡）。」

魯迅寫《阿Q正傳》意在諷刺，當然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對於「諷刺」的意義，魯迅也做過一番思考，不是隨便譏諷潮弄幾句，耍耍嘴皮子，逗人一笑就完事。魯迅心目中的諷刺前賢模範是吳敬梓、斯威孚特與果戈里。而對於諷刺的意義，他也說過一些精闢的話：

「其實，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爲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蔑而已。」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爲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群到水底裡。……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爲，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意思也明顯，就是他寫《阿Q正傳》一類的諷刺，還是因爲對世事關心，充滿了熱情，對於醜惡的事有所揭露，希望它改變，希望中國人不要學阿Q的樣，也不要學未莊裡其他角色的樣。其精神與《狂人日記》裡狂人不斷訴說的警吿是一樣的：「你們立刻改了，從眞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阿Q的造型

《阿Q正傳》雖然是魯迅最著名的短篇小說，改編上舞台的機會似乎不多。或許是因爲故事的白描手法與深刻的象徵寓意，不適合早期新話劇運動的寫實主義傾向，而其毫不留情的諷刺，大概又會使一般觀衆感到是指著自己的鼻子在批評，難以坐在觀衆席裡接受的。要是搭起土台子演給農民群衆看，又難保不會引起地方豪紳策動的民衆暴亂。

在魯迅生前，《阿Q正傳》曾經有人改寫成劇本，在《戲》周刊上發表，而且還請魯迅自己發表過意見。這個改編的劇本顯然用的寫實主義呈現手法，把阿Q描繪成一個滿口紹興話的農民。對於這種過度落實阿Q身份的處理，魯迅是不贊成的，因爲他希望有相當的藝術普遍意義，不要讓人把想像局限在浙江紹興，以爲是一時一地的滑稽故事：「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

對於具體的阿Q造型，魯迅也有過建議，因爲他看到的幾個阿Q像都太特別，而顯得古里古怪。他說：「我的意見，以爲阿Q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像癟三樣。只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氈帽。這是一種黑色的，半圓形的東西，將那帽邊翻起一寸多，戴在頭上的……」也就是希望舞台上的阿Q是個平常的中國農民，不是希奇古怪的人物。

關於阿Q的造型，大家最熟知的是豐子愷的漫畫，後來還有畫冊問世。豐子愷筆下的阿Q就是質樸中帶著狡獪，愚蠢之中透出奸猾，腦後拖著辮子，腰裡揷著旱煙袋，一副游手好閒的姿態。一九八〇年代初《阿Q正傳》拍成電影，其造型也大體上合乎魯迅的需求，特別是那頂氈帽，隨時隨刻搬上鏡頭，好像唯恐會有人指責不符合魯迅的「欽定」樣版，沒有了氈帽就喪失了阿Q似的，卻也未免寫實的太過，有點刻舟求劍了。

這部電影《阿Q正傳》，是由名劇作家陳白塵改編的，雖然故事大體不差，但總令人感到是在拍歷史古裝劇，喪失了原著的文化批判精神與強烈的諷刺意味。特別是阿Q想參加革命時做夢一段，電影的編導也就逞其鏡頭想像之快，讓一批白盔白甲的軍兵在銀幕上騰躍，說是心理寫實刻畫則令人感到假，說是手法象徵呈現卻令人覺得鈍，非驢非馬，只好稱作企圖象徵寫意卻又刻畫不出心理現實的胡攪蠻纏。

其實，魯迅對《阿Q正傳》的戲劇呈現，並不要求刻板地照著原著硬搬。只要能呈現原作的精神，按著觀衆的特殊情況，特別是到農村鄕下演出，「將其中的說白都改爲土話，不但語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變換，使看客覺得更加切實。譬如吧，如果這演劇之處並非水村，那麼，航船可以化爲大車……」這樣的提示，雖非怎麼樣了不起，但至少是鼓勵了編導運用自己的舞台想像，不要一味堅持歷史眞實，而忘卻了諷刺主旨。

喜與悲之間

長期以來，就有許多人說《阿Q正傳》的偉大在於它揭露了中國人的劣根性；也有人延申其意，說阿Q精神就是中國的國民性。這樣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只有部分的道理，一旦說絕對了，就使人得到惡劣文化基因遺傳的印象，好像是生物類種的問題，自己可以不必負責了。反正都是中國傳統壞，自己若也壞了，那是天經地義；或是自己不想在染缸裡（這也是魯迅的用語）繼續壞下去，那就把缸砸了，搬到外國文化的缸裡去住。這種走極端的文化心態，與毛澤東的「矯枉必須過正」，或紅衛兵小將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都是一個脈絡的想法，溯其源都來自晚淸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崩潰。

我們要瞭解魯迅，要瞭解他以充滿激憤的筆墨諷刺的阿Q精神，首先要認淸他是一個偉大的諷刺作家，而不是現代中國的耶穌基督。讀他的作品是讀偉大的諷刺文學，而不是讀《聖經》。他的作品通過嚴厲的諷刺，是希望中國人改好，因此他才專注文化轉型中所呈現的缺點與癥結，目的還是希望將來有一個美好的中國社會與美麗的文化前景，絕不是希望將來仍是漆黑一片的染缸。

偉大的諷刺作家總是受到當代人的誤解與質疑，因爲忠言總是逆耳，而偉大的諷刺作品並不能令人觀後哈哈一笑了事，像脫口秀那樣可以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十七世紀法國喜劇大師莫里哀一生受到敎會的打擊，他的喜劇專門揭發當時法國人的文化劣根性，批判法國人的僞善虛假與愛慕虛榮，曾多次遭到禁演的命運。歌德在《談話錄》中曾特別說到莫里哀喜劇的偉大，因爲「他的喜劇接近悲劇」。歌德的觀察，很能發人深省，也就是魯迅說的「諷刺即寫實」的意思，讓人們笑過之後，感到人生現實的殘酷，人類處境的荒誕與無奈。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魯迅還說過：「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値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 無價値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雖然魯迅一生並未眞的進行戲劇創作，他對戲劇與人生處境的關係，卻有深刻的瞭解。

《阿Q正傳》改編成京戲，在呈現方式上不必拘泥早期話劇的寫實手法，而能靈活穿揷象徵寫意呈現方式，想來發展的想像空間是比較大的。作爲喜劇出現，不能只讓人在劇院中捧腹大笑，要讓觀衆在笑完之後有所回味與體會，深一層悲憫人間，因爲或許在阿Q的身影中也還有我們自己的痕跡。

文字｜鄭培凱  美國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