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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吳興國〉學假洋鬼子的造型。(林俊宏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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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激憤筆墨與悲憫情懷

《阿Q正傳》的喜劇呈現與悲劇性格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値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値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雖然魯迅一生並未眞的進行戲劇創作,他對戲劇與人生處境的關係,卻有深刻的瞭解。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値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値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雖然魯迅一生並未眞的進行戲劇創作,他對戲劇與人生處境的關係,卻有深刻的瞭解。

國劇《阿Q正傳》(復興國劇團演出)

5月24至26日

台北社敎館

魯迅的《阿Q正傳》,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開始,在北京《晨報.副鐫》上連載的,每隔七天見報,共九次連載完畢,也就是現在的九章。

阿Q是誰?

這篇小說一刊載出來,就引起大家的議論與猜測,認爲其中充滿了影射與諷刺,卻又不知道矛頭指向是誰。當時作者署名「巴人」,就有人推測是《晨報》主筆蒲伯英(殿俊)寫的,因爲他是四川人;至於阿Q是誰,猜測的就更多了,甚至還有人認爲是指胡適,因爲胡適用過一個筆名Q.V.,典出Quo Vadis(向何處去?)

這些打算按文索驥的猜測,不久之後便失了著落,因爲知道了作者是浙江人魯迅,而且阿Q顯然是個愚昧的農村短工,不是任何一位知名人物的化身。不過,猜測並未停止,只是從具體的影射個人,推展到了社會組群與類別:阿Q是諷刺農民?是諷刺淸朝遺老?是諷刺革命黨?是諷刺士大夫知識份子?還是一般性的諷刺中國人?這些對於阿Q是誰的討論,過了半個多世紀還在擾嚷不休,甚至賦予了許多後設的形上色彩,如思想史家侯外廬就曾指出,「這阿Q顯然是知覺與不知覺間的大文豪的時代大Question的提法」。這些想要坐實阿Q正身、或階級屬性、或Q字定義的推測,當然都徒然無功,因爲混淆了文學想像創造與人生現實兩個不同的世界。不過,有一點倒是得到了共識:《阿Q正傳》是諷刺作品。

周遐壽(作人)在《魯迅小說裡的人物》中指出,魯迅在小說一開頭就故佈疑陣,轉了一個大圈,才說主人公是阿Q,其實是老早就想好了,本來就要用這個Q字,因爲「Q字上邊的小辮好玩」。也就是說,魯迅心目中的主角是淸末拖著一條辮子的中國人,而背景則是中國傳統受到西方衝擊之後的天崩地解時代,一切都在變革,一切渣滓都要浮泛到表面,讓人無法不去注意。

《阿Q正傳》的故事雖然有曲折的發展,情節呈現的手法卻近乎白描,類似民間故事或寓言的寫法。在簡單白描的手筆之後,則蘊藏著深厚的象徵意義,有著魯迅對人生處境的無限感慨,其展現方式很像後來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果陀》:故事發展的本身不是重點,角色性格的象徵呈現及人生處境的荒誕才是作品的精髓。

我們在故事裡看到一個打短工的農民,莫名其妙的自尊自大,時常把鄕愚的習慣推展成規矩,甚至擴大成天經地義。然而,他見利就忘義,看到弱者就想欺侮,卻偏偏看不到自己的缺點與弱點。因此,總是要出禍事,總是要遭殃。出了禍事之後,卻從不反省,從不改過,只想自己是被兒子打了,以「精神勝利法」得到自欺的滿足。阿Q也有七情六慾,但他想到女人,就只有睡覺,沒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情愛。一方面罵女人,堅持男女之大防,另方面看到女人就下跪求歡。遭到地方排斥的時候,他也可以淪爲盜賊;發了財回來,居然也能衣錦榮歸,好像鄕里都與有榮焉。革命爆發的時候,阿Q正是窮途末路,因此也就大喊造反,甚至做了一些參加革命的美夢:把欺侮他的人全殺了,把有錢人的財產全搶光,把女人都弄來讓他挑。可惜他投效革命無門,卻被扯進一樁搶案,抓進衙門,最後是槍斃示衆。

善意的諷刺

從作者意圖的角度來看,魯迅在《阿Q正傳》中想要表達的主題意旨,在他當時寫的一些文化批判雜感中,表達的相當淋漓盡致。如他收在《熱風》中的隨感,就有這樣的文字: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祇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衆宣戰。……『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裡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 !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爲這種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他們的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在《墳》中有這樣的感慨: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但他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洩,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説,怕還可證明這些人的卑怯。……」

雖然這些激憤的話不專對《阿Q正傳》主題而發,但其意旨卻是相同的。

後來魯迅對《阿Q正傳》中不留情面的諷刺也發過議論,在〈阿Q正傳的成因〉(見《華蓋續集》)裡就說: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卻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 (醜惡)。」

魯迅寫《阿Q正傳》意在諷刺,當然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對於「諷刺」的意義,魯迅也做過一番思考,不是隨便譏諷潮弄幾句,耍耍嘴皮子,逗人一笑就完事。魯迅心目中的諷刺前賢模範是吳敬梓、斯威孚特與果戈里。而對於諷刺的意義,他也說過一些精闢的話:

「其實,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爲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蔑而已。」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爲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群到水底裡。……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爲,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意思也明顯,就是他寫《阿Q正傳》一類的諷刺,還是因爲對世事關心,充滿了熱情,對於醜惡的事有所揭露,希望它改變,希望中國人不要學阿Q的樣,也不要學未莊裡其他角色的樣。其精神與《狂人日記》裡狂人不斷訴說的警吿是一樣的:「你們立刻改了,從眞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阿Q的造型

《阿Q正傳》雖然是魯迅最著名的短篇小說,改編上舞台的機會似乎不多。或許是因爲故事的白描手法與深刻的象徵寓意,不適合早期新話劇運動的寫實主義傾向,而其毫不留情的諷刺,大概又會使一般觀衆感到是指著自己的鼻子在批評,難以坐在觀衆席裡接受的。要是搭起土台子演給農民群衆看,又難保不會引起地方豪紳策動的民衆暴亂。

在魯迅生前,《阿Q正傳》曾經有人改寫成劇本,在《戲》周刊上發表,而且還請魯迅自己發表過意見。這個改編的劇本顯然用的寫實主義呈現手法,把阿Q描繪成一個滿口紹興話的農民。對於這種過度落實阿Q身份的處理,魯迅是不贊成的,因爲他希望有相當的藝術普遍意義,不要讓人把想像局限在浙江紹興,以爲是一時一地的滑稽故事:「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

對於具體的阿Q造型,魯迅也有過建議,因爲他看到的幾個阿Q像都太特別,而顯得古里古怪。他說:「我的意見,以爲阿Q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像癟三樣。只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氈帽。這是一種黑色的,半圓形的東西,將那帽邊翻起一寸多,戴在頭上的……」也就是希望舞台上的阿Q是個平常的中國農民,不是希奇古怪的人物。

關於阿Q的造型,大家最熟知的是豐子愷的漫畫,後來還有畫冊問世。豐子愷筆下的阿Q就是質樸中帶著狡獪,愚蠢之中透出奸猾,腦後拖著辮子,腰裡揷著旱煙袋,一副游手好閒的姿態。一九八〇年代初《阿Q正傳》拍成電影,其造型也大體上合乎魯迅的需求,特別是那頂氈帽,隨時隨刻搬上鏡頭,好像唯恐會有人指責不符合魯迅的「欽定」樣版,沒有了氈帽就喪失了阿Q似的,卻也未免寫實的太過,有點刻舟求劍了。

這部電影《阿Q正傳》,是由名劇作家陳白塵改編的,雖然故事大體不差,但總令人感到是在拍歷史古裝劇,喪失了原著的文化批判精神與強烈的諷刺意味。特別是阿Q想參加革命時做夢一段,電影的編導也就逞其鏡頭想像之快,讓一批白盔白甲的軍兵在銀幕上騰躍,說是心理寫實刻畫則令人感到假,說是手法象徵呈現卻令人覺得鈍,非驢非馬,只好稱作企圖象徵寫意卻又刻畫不出心理現實的胡攪蠻纏。

其實,魯迅對《阿Q正傳》的戲劇呈現,並不要求刻板地照著原著硬搬。只要能呈現原作的精神,按著觀衆的特殊情況,特別是到農村鄕下演出,「將其中的說白都改爲土話,不但語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變換,使看客覺得更加切實。譬如吧,如果這演劇之處並非水村,那麼,航船可以化爲大車……」這樣的提示,雖非怎麼樣了不起,但至少是鼓勵了編導運用自己的舞台想像,不要一味堅持歷史眞實,而忘卻了諷刺主旨。

喜與悲之間

長期以來,就有許多人說《阿Q正傳》的偉大在於它揭露了中國人的劣根性;也有人延申其意,說阿Q精神就是中國的國民性。這樣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只有部分的道理,一旦說絕對了,就使人得到惡劣文化基因遺傳的印象,好像是生物類種的問題,自己可以不必負責了。反正都是中國傳統壞,自己若也壞了,那是天經地義;或是自己不想在染缸裡(這也是魯迅的用語)繼續壞下去,那就把缸砸了,搬到外國文化的缸裡去住。這種走極端的文化心態,與毛澤東的「矯枉必須過正」,或紅衛兵小將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都是一個脈絡的想法,溯其源都來自晚淸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崩潰。

我們要瞭解魯迅,要瞭解他以充滿激憤的筆墨諷刺的阿Q精神,首先要認淸他是一個偉大的諷刺作家,而不是現代中國的耶穌基督。讀他的作品是讀偉大的諷刺文學,而不是讀《聖經》。他的作品通過嚴厲的諷刺,是希望中國人改好,因此他才專注文化轉型中所呈現的缺點與癥結,目的還是希望將來有一個美好的中國社會與美麗的文化前景,絕不是希望將來仍是漆黑一片的染缸。

偉大的諷刺作家總是受到當代人的誤解與質疑,因爲忠言總是逆耳,而偉大的諷刺作品並不能令人觀後哈哈一笑了事,像脫口秀那樣可以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十七世紀法國喜劇大師莫里哀一生受到敎會的打擊,他的喜劇專門揭發當時法國人的文化劣根性,批判法國人的僞善虛假與愛慕虛榮,曾多次遭到禁演的命運。歌德在《談話錄》中曾特別說到莫里哀喜劇的偉大,因爲「他的喜劇接近悲劇」。歌德的觀察,很能發人深省,也就是魯迅說的「諷刺即寫實」的意思,讓人們笑過之後,感到人生現實的殘酷,人類處境的荒誕與無奈。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魯迅還說過:「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値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 無價値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雖然魯迅一生並未眞的進行戲劇創作,他對戲劇與人生處境的關係,卻有深刻的瞭解。

《阿Q正傳》改編成京戲,在呈現方式上不必拘泥早期話劇的寫實手法,而能靈活穿揷象徵寫意呈現方式,想來發展的想像空間是比較大的。作爲喜劇出現,不能只讓人在劇院中捧腹大笑,要讓觀衆在笑完之後有所回味與體會,深一層悲憫人間,因爲或許在阿Q的身影中也還有我們自己的痕跡。

 

文字|鄭培凱  美國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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