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台灣現代劇場硏討會」論文發表現場。人物(左起)馬森、貢敏、石光生、吳靜吉、董健、田本相。
「一九九九台灣現代劇場硏討會」論文發表現場。人物(左起)馬森、貢敏、石光生、吳靜吉、董健、田本相。(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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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與跨越 一九九九台灣現代劇場硏討會之後

當我們目睹且參與了台灣現代劇場在二十世紀末最後的一場硏討會之後,即便許多要求與期待硏討會修正改進的聲音此起彼落──諸如硏討會的主題分類與命名、論文的蒐集對象與順序安排、論文講評人與發表者組合的適當性,甚至是論文發表與講評討論互動交流的時間分配等技術細節……等等;然而,也肯定了劇場/戲劇活動在台灣的歷史價値體系上需要不斷地被重新思考的事實。

文字|方靜琦、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第78期 / 1999年06月號

當我們目睹且參與了台灣現代劇場在二十世紀末最後的一場硏討會之後,即便許多要求與期待硏討會修正改進的聲音此起彼落──諸如硏討會的主題分類與命名、論文的蒐集對象與順序安排、論文講評人與發表者組合的適當性,甚至是論文發表與講評討論互動交流的時間分配等技術細節……等等;然而,也肯定了劇場/戲劇活動在台灣的歷史價値體系上需要不斷地被重新思考的事實。

「找出自己的定位、困境,然後再找出自己的美學、歷史。似乎是『現代劇場硏討會』會後,大家都有的共識。」一九九六年八月號的《表演藝術》雜誌中,以顯著的標題帶出當年「現代劇場硏討會」會後的檢討會文字紀錄。如今,三個寒暑過去,「一九九九台灣現代劇場硏討會」登場、落幕,台灣現代劇場的定位、美學確立與否,還時有爭議並尙待釐淸。不過,肯定的是,身處當下世紀末一九九九年的台灣現代劇場,還來不及完成書寫自己的歷史,就必須面對背負沈重包袱跨越二十世紀的困境。

尋找專業劇場的定位

主辦單位爲「專業劇場」這個主題定名的同時,似乎也就已經注定又會是一場專業劇場/商業劇場思辯的開始。會議一開始,在大家還正在適應議程的順序安排之時,就必須面臨一個強大的難題─「專業劇場」的命名界定。然而,一直到進行第一天的最後一個論文討論時,才見傅裕惠在講評許瑞芳的《從『華燈』到『台南人』─談地方劇場的專業化》一文之前,提到了個人(或許也是一些人)對於「一九九九/台灣/現代/劇場/硏討會」諸名詞立意的看法與解讀。

作爲「專業劇場」類論文的講評人,在回頭探看其他兩類的硏究論述時,傅裕惠說:「此次的硏討會就我個人看來定題實在是太多也太大了,或許下次再辦理同樣類似的硏討會時,主辦單位可以考慮是否可以僅鎖定單一主題作深入的硏討。」另外,傅裕惠也提到了身爲講評人的尶����與困惑:「雖然我所講評的該篇許瑞芳所撰寫的論文是被放置在『專業劇場』類,但實際上就我的感覺,該篇論文反倒傾向於『一個社區劇場成長的過程與辛酸』;就這點而言,它似乎應該是被歸屬在『社區劇場』中。而第二天的兩篇大陸學者專家的論述被安排在台灣的『社區劇場』中,又讓人有摸不著頭緒的突兀之感。再値得思考的一點是,如果說要深入探討台灣的現代劇場,那麼目前幾個如『表坊』、『屛風』、『果陀』等劇團的作品,似乎應該被廣泛多方地討論,但是事實上又不是如此。」

當然,除此之外,「小劇場」的未被收納,也令人注意到「小劇場」專業化/專業性的問題。這令身爲「小劇場」創作者的傅裕惠忍不住還是要爲「小劇場」疾呼:「在『主流』當道的同時,顯而易見地,『小劇場』還是未能完全被驗明正身、與其他各類劇場類別一同置放在同一時空同時被討論。或許,三年前就該領域硏討過一次的經驗給予了『小劇場』『正式』發言的空間,但是或許過了三年之後才更値得再作第二次的省視。」

討論台灣專業劇場的現狀,似乎已經很難跳脫於創作本質與商業取向的雙重考量之外作單一的思考。而實際上,專業劇場(對應於業餘劇場)/商業劇場的迷思也一直困惑著劇場工作者--如何擺脫歐美長久以來的影響、探討台灣現代劇場中專業劇場的特殊體質,進而重新建立台灣現代劇場中專業劇場的本位--也同時考驗著劇場工作者的堅持與劇場硏究者的定見。

社區劇場的地域曖昧與宿命

如果說一九九六年的那一場硏討會意外給予了劇場界「體制」與「收編」雙重思考與辯證的機會;那麼,一九九九年的現代劇場硏討會中最令人玩味的,莫過於因爲社區劇場的討論而再度引發的「『外台北』與『台北』爭議」的效應。在此姑且不論「外台北」對應於「台北」時,所隱喩意味著的所處城鄕之間的差距、政治版圖的優劣勢與南北地方文化體質的比對差異等等觀點,也不再就政策規劃的擬定執行作進一步地探討(這些都已在會中廣泛地被批評與討論);就回到創作的統整角色--劇團本身時,站在劇場活動第一線的劇團經營者與創作者們的經驗與意見的確也暴露了某些程度的歧異與莫衷一是。

「烏鶖社區敎育劇場劇團」的團長、本身也是當天論文發表者之一的賴淑雅便表示:「雖然會中許多劇場界的朋友一直試圖爲我們的劇團類型提出重新申辯的機會,然而我個人對於被歸屬於『社區劇場』一類反倒沒有太大的意見;因爲『社區劇場』一詞在台灣目前的劇場發展上原本就還未能被淸楚地定位。但是,也因爲與其他劇場表現形式之間類屬的曖昧性,『社區劇場』也就得以呈現更爲多元的樣式與風貌。」相較於賴淑雅的坦然,「台南人劇團」的藝術總監許瑞芳似乎就深沈了許多,我們或可從她(們)的經驗歷程中體會到一個社區劇團面臨以「地方劇團」自居、或選擇更進一步地擴張其創作對象與版圖的兩難。也或許這些轉變的決定權都不只操縱在創作者/團體本身,除了主觀意志的積極作用之外,偶爾的逆勢操作、順勢而爲,恆常的尋求跨越疆界的對話機會與對象,才能在地域觀念的宿命下,從荆棘密佈之中殺出一條革命的道路。

記憶中數年前作家王浩威就曾經就文建會提倡地方文化發展一舉提出以下看法:「當這些戲劇團體(如南風劇團、台東劇團等)一旦躍爲『全國知名』時,究竟自己對話的對象是原始的地方社區,還是中心位置的全國性觀衆,畢竟是容易叫人猶豫難決的。」(《表演藝術》第二十五期,p.83,1994)王浩威當年這番話似乎預言、呼應了數年後、也就是目前台灣社區劇場發展中,劇場/劇場人在扮演「社區」與「專業」雙重角色時所呈現某些共同的困境與焦慮。然而,從這三天的硏討會中,所深刻感受到社區劇場/劇團所發散出來的旺盛生命力看來,也讓我們對「社區劇場」的發展寄予無限的期待。

探索兒童劇場的生命主體性

隨著民間呼喊敎育改革的聲浪漫天價響,以及官方各種敎育政策推動進程的加速邁前,舊有敎育體制的逐步崩解,並不意味著社會、全民的敎育價値體系正全然崩潰中。相對地,反而偶一可見新舊體制交替傳接之間掩飾不住的斷岩殘壁,而藝術敎育就是其中最爲千瘡百孔的「弱勢專業」。藝術敎育如此,更遑論僅是佔目前敎育分門底下極小百分比的戲劇敎育。

由於兒童劇場的劇場實務經驗層面,與敎育手法的運用演練有著極大的重疊部分,因此在第三天的硏討會現場,便可看見出身(或身在)敎育體系的參與者人數遠超過同時在場的劇場工作者。這般與前兩場極爲不同的參與者組合,似乎也透露了劇場工作者與敎育工作者長期以來的合作關係。然而,「兒童劇場」當前在台灣的整體呈現面向,似乎也就因爲「敎育性」的過度考量,而顯得創意、熱鬧有餘而深刻度不足。

徐琬瑩指出:「在這次的硏討會中,可以看出現今台灣劇場界對於『兒童劇場』與『敎育劇場』的界定,仍有許多暖昧未明之處。」除此之外,之前所述及的「敎育性」考量,也不由得不讓人質疑在多數「敎育性」的訴求糖衣底下所包裹著的,是不是另一種敎育價値的單一思考。王友輝也說:「在目前台灣的『兒童劇場』中,如何兼具戲劇的劇場性與敎育性,如何完整體現敎育的多元層面、而不使其僅僅落入狹隘的知識學習功能,還能具有更深沈的生命思考、生活美學的創造等等,都是値得令人探究的課題。」

或許,不論兒童劇場工作者們是透過劇場的元素,如戲劇活動、表演、偶戲等方式媒介,讓兒童學習到生活面的知識、技能、人際關係的相處或未來將會面臨的人生問題等等;或是藉由極精密的專業劇場形式,以舞台美學的手法依據某個特定主題將人生像一本完整的書籍呈現在舞台上,進而延伸至兒童的想像空間裡。……受邀在第一天的專題演講中報吿的美國戲劇專家Patricia M. Harter敎授,在會議中所列舉的幾個創作題材上探索的經驗(如族裔、愛滋病等在美國當代社會中經常會扮演衝突衍生角色的問題),正提醒了我們從重新思索並尋找在現今台灣中我們生活依附的主體性,進而去發掘「兒童劇場」關注的主題。

台灣劇場有沒有學術硏究的精神?

爲時三天的硏討會,二十五篇的論文(內含兩篇大陸學者的論作),一下子似乎將台灣現代劇場的現況歷史,集中在短短的幾十個小時中快轉倒帶檢視完成。然而,數量的呈現,並不意味著質地的等同;就某方面而言,也顯現了台灣現代劇場學術論述上質的良莠參差。王友輝甚至直指:「台灣劇場沒有硏究精神!……在現今的台灣當代劇場中,實在太少劇場人從事劇場方面的學術硏究。」無獨有偶的,許多與會的學者專家也深有同感。

鍾明德個人除了相當肯定與佩服成大中文系此次承辦硏討會的用心與成果之外,同時也提出了幾點對於台灣劇場現狀的看法與感觸:「一方面是有感而發,再一方面是因爲十年來目睹台灣劇場在發展專業化、商業化、體制化的過程中(雖然這樣的發展不見得是一件壞事),似乎逐漸地喪失了一些原有的『珍貴東西』。台灣劇場/人身處在這樣的轉型中,喪失了『默默做事』的精神本質。我們必須把這些珍貴的東西找回來──讓創作者回歸創作主體、學術硏究回歸學術硏究的主體,彼此往更高、更深的理想邁進──實在應該要有人持續地做『儍事』。」

與台灣當代劇場活動的百家爭鳴、熱烈沸騰相形之下,台灣劇場的學術硏究成果的確顯得羸弱蒼白了許多。而台灣劇場到底具不具備硏究的環境?這樣的環境條件在哪裡呢?

鍾明德話鋒一轉談及他最近剛爲國科會撰寫的《關於戲劇與劇場領域學術硏究之現況、檢討與改進的幾點意見》一文中,所指出「如何就提振硏習風氣和改善硏究環境」的具體建議,如:獎勵以學術硏究爲主的戲劇硏究所、發揮戲劇學會的整合功能、成立戲劇資料中心、獎勵跨領域硏究計劃等。言談之間,似乎已爲這樣的理想國描繪了一幅淸楚的藍圖:「舉例來說,如果在一個硏究所裡有五個敎授帶著一、二十位硏究生專心於學術硏究,五年、十年之間,可能都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然而過了十年,大家就會開始感受到在某處有一股新的力量在發生。唯有透過這樣的方式,才可能逐漸造就一個有能量的學術硏究環境。」

結語

當我們目睹且參與了台灣現代劇場在二十世紀末最後的一場硏討會之後,即便許多要求與期待硏討會修正改進的聲音此起彼落--諸如前所述及的硏討會的主題分類與命名、論文的蒐集對象與順序安排、論文講評人與發表者組合的適當性,甚至是論文發表與講評討論互動交流的時間分配等技術細節……等等;然而,也肯定了劇場/戲劇活動在台灣的歷史價値體系上須要不斷地被重新思考的事實。在引頸期待下一場劇場硏討會將會是在下一個世紀發生的同時,雖然「具備學術硏究天賦的人是十萬人中才有其一」(鍾明德語),我們也還是眞切地期盼未來在台灣學術硏究的國度裡,能有更多的劇場耕耘者進駐到劇場硏究的處女地裡深耕開發。畢竟,「硏究」都還未臻成熟的同時,要談論「硏討」,似乎的確是敎台灣劇場人太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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