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盪鞦韆,是禮敎桎梏下的難得瀟灑,余秋雨和馬蘭在《鞦韆架》裡,則把「盪鞦韆」經營爲闖蕩精神的一種比喩,一種意象,是「擱下苦澀、粘滯的思慮負擔和史學負擔,努力找回民間藝術調皮爽朗、悲喜跳蕩的遊戲活力」。
安徽黃梅戲劇院《鞦韆架》、《紅樓夢》
國家戲劇院
3月14〜19日
故事原型來自民間文學
世紀之交,人心思變,屬於古典文化豐美的戲曲藝術,並未怯場。最搶鏡頭風采最豔的當推古典雅樂的崑曲,它以水磨腔步步嬌地走進這股世紀末的大風潮裡;《牡丹亭》被重新加工後,帶動不同版本的競逐,把明朝的傳奇熱鬧,延燒到千萬里以外,四百年來,杜麗娘首次在異地成功還魂。被尊稱爲「國劇」的京戲和新興的越劇,也紛紛把老舍及魯迅的文學名著,改編成京腔的《駱駝祥子》與紹興味的《孔乙己》。而在民間傳唱己久的〈樹上的鳥兒成雙對〉,其悠揚質樸的旋律,則屬於名列大陸劇壇五大劇種之列的黃梅戲。在九〇年代初,黃梅劇種的首席旦角馬蘭,曾以新穎的手段重現了古典名著《紅樓夢》,突破了賈寶玉的越劇情結。上個世紀結束前,她又銳意改革,推出由余秋雨編劇、應萼定執導、徐志遠作曲的《鞦韆架》,在北京公演後,也有滿城爭說之勢。
散文作家及文化學者余秋雨在編寫《鞦韆架》時廣納民間藝術,梳理黃梅戲中可看性極佳的劇目,最後選上了流傳於江淮地區中女扮男裝的傳奇故事題材。這類故事的「文化原型」其實早就散播在各個地方劇種裡,黃梅戲中便有《雙救主》,近來的《女駙馬》更是遠近馳名。這些原型故事可塑性極高,不過,對於《女駙馬》和《鞦》劇之間的關聯,馬蘭則再三強調,兩者雖有相同的口頭文學作基礎,《鞦韆架》的特色卻在於故事和整體製作的推陳出新。此外,她更希望這樣的作品能夠涉及對戲曲危機的反思,探索戲曲藝術在下一世紀的實驗與可能性。爲此,策劃、製作《鞦韆架》的用意,就在於「擱下苦澀、粘滯的思慮負擔和史學負擔,努力找回民間藝術調皮爽朗、悲喜跳蕩的遊戲活力」。作爲一項實驗,余秋雨和馬蘭想提供觀衆一種另類的經驗,看地方戲能不能只憑本身的藝術力量,吸引廣大普通觀衆,在多年之後,還能一次次地復演。
現代意蘊貫注戲曲之中的感傷喜劇
身兼策劃與編劇的余秋雨認爲,中國戲曲的現狀,用宏觀的文化社會學觀點來界定的話,確實已經遇上了較大的困境。因此,他主張在多元化的思考審美觀念操作下,擷取民間文化的原型故事,藉由黃梅戲的形式,現代化的敍事手法,引進傳統劇場,除了力保旣定的傳統特色之外,還可以尋求傳統文化與當代生命形態的交接。《鞦韆架》就是這樣的一個範例,它的外在框架,是一個女扮男裝考狀元招駙馬的傳統故事,其中所承載的生命,卻是年輕而富於現代感的。古代女子盪鞦韆,是禮敎桎梏下的難得瀟灑,到了這齣戲裡,卻成了闖蕩精神的一種比喩,一種意象。余秋雨力圖打破「才子佳人」、「英雄救美」的窠臼,因此,男主人翁千尋是個潦倒窮困、一事無成的落魄書生,和女主角楚雲交往時也一再壞她的事。但他心地善良,爲救楚雲不怕千辛萬苦,干冒殺頭的風險,而無任何所圖。《鞦》劇的故事並不複雜激情,過濾了善惡鮮明的矛盾衝突,在民間化的人物性格的展露之下,以鞦韆擺盪的意象,引喩楚雲闖蕩人生成長的過程。伴隨鞦韆的不同擺動,她盪出了家門,盪到不同性別的世界、科舉的隊伍、宮廷的世界之中。歷經連串的波折之後,她找到人生的歸屬,從鞦韆架走下來,向整個貴族階級、皇宮內院深深吿別,重返自由自在的尋常民間。
《鞦韆架》在文學語言上,尤其是唱唸部分,更加接近現代語彙,如皇帝的定場詩:「小河比大海更氾濫,家事比國事麻煩,父親比皇帝更難做,駙馬比狀元更難選。」這樣的皇帝那裡還有威儀,倒更接近一個平常父親的形象。「不要怨我,我是江南驟雨,打溼深宮花朶;叫聲妹妹,餘下的日子,請代我過。」這種唱詞,讀來只覺如同一首行雲流水的散文詩。新的語法和演法,必然能夠引導出新的審美視角;馬蘭認爲只有美好的觀賞經驗,觀衆才會自發地走進劇場,不再有被上課說敎的疑慮,看戲也許才有機會眞正成爲大衆文化中的賞心樂事。
兩個鞦韆架
《鞦韆架》實際上有過兩個版本,可說是同源不同種,前一個是先在安徽上演的「黃梅音樂劇」,策劃、主演依然是余秋雨和馬蘭,但編劇另有他人;後一個是進京匯演的「黃梅戲」。前者肇始於馬蘭當時想改造黃梅戲,朝向音樂劇的方向創作,強調音樂在劇中的主體功能。結構上以歌謠體爲主,劇中人物有屬性相對的主題音樂,散落在各段唱腔中,伴奏樂隊則分別由西方管弦樂、電子合成樂、國樂三大部分組合而成。總體而論,這樣的手法,儘管從黃梅戲的傳統風格中邁出了更大的一步,靑年觀衆聽了喜歡,也愛哼唱其中的歌謠體唱段,卻讓老觀衆覺得不夠味兒,在視聽效果似乎接近文藝晚會的氣氛。創新免不了爭議,對於「音樂劇」這個發展方向,馬蘭是抱持樂觀其成的心態,只是當時對於全劇的整體觀點並未建構完成,創作群的觀念也尙待磨合,在排練時間短絀下,應邀安徽當地的藝術節演出,她打趣說是「包子沒全熟,就端上來」。「黃梅音樂劇」的版本儘管是個實驗之作,靈活巧妙之處仍然可貴,引爲借鑒,從而奠定了第二稿的基調(也就是後來「黃梅戲」的版本),回歸到劇種的本體,唱腔設計追求原汁原味,主張以現代的觀賞視野,對傳統戲曲旋律進行解構,再加以重組編排。樂隊的安置,只用小型的國樂團,配器淸雅,極具傳統的戲曲丰采。這次訪台,帶來的就是這個版本。
黃梅戲新世紀的風潮
面向新世紀,劇種的前途,不是一二句動聽的旋律就得以延續的。戲曲現代化的進程,應該從「寫什麼」過渡到「怎麼寫」的階段。黃梅戲是極具可塑性的發展中戲曲,其潛力恰恰在於表演方式尙未全面定型;因此,如何豐潤它在視覺上的可看性,恐怕是改革過程中影響至高的關鍵因素。《鞦》劇引用了現代舞蹈語彙,並結合戲曲導演的手法;對演員的形體塑造,尤其算得上是一大突破,避免傳統程式抽離人物個性的表演,對程式動作進行軟化與修正,再注入現代人生眞實的感受。《鞦》劇傳遞出的信息,旣是傳統的精神,也有現代化的節奏。
戲曲藝術向來是「有聲皆歌,無動不舞」,在歌、舞、樂三者相容整合下,它有可能誕生新形態的表演類別,也許是近似於歌劇、舞劇,或者是音樂劇。如何創作出一個新的戲曲樣式,《鞦》劇或許在二十一世紀能夠印證這麼個新方向。
余秋雨說:「我們這次想做另一番實驗:有沒有可能讓新舊之間不著痕跡,使最傳統之處也成爲最新鮮之處?」站在多元化的角度,以《鞦韆架》爲中國戲曲前進的發展作出探索,對傳統與現代進行選擇性的架接,考驗著創排人員的才情。而這一步,勢必也將衝撞戲曲觀衆的審美慣性。
特約撰述|李翠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