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一的震動，或許只是讓王墨林積累多年的某種不安情緒（如同地層所累積的能量），碰到釋放的缺口。要我們去面對像王墨林這樣一個人物的生命情境，其實是有點尷尬的──尤其當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既放不下批判的姿態，卻又脆弱地難捨溫情與救贖希望的矛盾體。
臨界點「志同道合劇展」王墨林《黑洞──「食人主義」系列第一號》
9月21〜24日
臨界點生活劇場
在台灣的劇場界中，王墨林的存在可以說是個難以被忽視的「異象」：在參與台灣小劇場的發展過程中，他對社會議題的關注與投入，對自我與劇場界人事的質疑，和不畏爭議的言行風格，一方面遭致許多議論與批評，另一方面卻也令許多掌握文化體制的團體或個人坐立難安。換言之，劇場與政治的密切關係，相當程度地就體現在這樣一個對許多人而言，難以掌握或甚至最好敬而遠之的人物。
在面對這樣一個「異象」時，選擇論述觀點的尖銳對立，或許會是比較簡單的處理方式；但當他要求或者邀請我們一同窺探他個人生命的瘖暗與虛空感時，似乎就成了一個令人相當尷尬的難題。
廢墟般的空間
從觀衆一進場，就進入了一個由殘破的黑色帷幕與一灘死寂的水（佈滿整個舞台）所建構的廢墟般的空間，被敗亡和殘酷的氣氛所包圍。演出開始之後，我們看到幾條掛在牆上的身體，原本獨坐在舞台前緣的導演，起身將舞台後牆的窗戶打開，暗示著一個私密世界的開啓。在演員與導演的開場白之後，觀衆就隨之進入《黑洞》的地下世界──一個潮濕、冷冽、扭曲的世界，看著大半時間在地上爬行蠕動的表演者，像一群被禁錮的爬蟲類一般，經歷著無邊的黑暗、被深埋的恐懼、和被明亮的世界離棄的悲苦，從無人之境中不斷發出的呼救聲音，傳達的竟不是生命的訊息，卻是死亡的步步進逼。相較於這些只剩下本能和空洞軀殼的生命體，始終在一旁冷眼旁觀，或者冷靜地穿過舞台（地下世界）的編劇／導演，卻像是個更爲不幸的倖存者，無從超越動物本能的宰制，只能期待藉由宗教聖禮、政治論證、或者文學想像，爲自己的存活尋求合理化的詮釋可能。
許多人都和《黑洞》的創作者一樣，在去年的九二一地震之後，驚覺出現裂縫的，不僅只是住家的一面牆壁，或者時常經過的一座橋樑，卻是：這樣的裂縫早就存在於原以爲完整的自我意識，近前一看，裂縫中出現的竟是殘破的記憶、滅亡的夢魘、和對自我的悲憐情愫。在從地震之後止痛療傷的過程裡，一方面是官方的所謂希望工程的建構，另一方面卻是私人夢魘的一再重述；只是在不斷複製傳播的過程中，無論是光明的重建前景、或者晦暗失落的悲情，都會逐漸成爲一種陳腔濫調，對於善忘的台灣民衆而言，九二一終將成爲一個只存形式的空洞符號──直到下一次的大災難震撼人們的認知。
從王墨林過去對於歷史與記憶的關注，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他的意圖：藉由《黑洞》的創作，將關於九二一地震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記憶，在小說與詩歌裡、在社會人類學的論述裡保留甚至重組。但王墨林以卡夫卡自況，也不免有幾分自憐的意味，九二一的震動，或許只是讓他積累多年的某種不安情緒（如同地層所累積的能量），碰到釋放的缺口。在這種既有社會批判的意圖，又有自我表述的情況下，我們就看到相當有趣的矛盾現象。
敬畏天地的意念
創作者在演出中，不斷地反覆描繪巨大的災變之後，人性扭曲的形貌與脆弱的心靈，並且藉由「食人主義」的論述，和對中產階級虛矯道德觀的嘲弄，賦予了這樣的描繪以政治批判的意涵，並且傳達出敬畏天地的意念。另一方面，演出中許多基督教的意象與文本內容，卻又傳達出作者個人的宗教傾向，敬畏天地的意念有了具體的指涉範圍，《黑洞》的演出也就有了宗教儀典的意義。當然，《黑洞》是一個極度個人的作品，我們無法、也無須對於作者個人的宗教信仰提出質疑，筆者也相信創作者無意藉此傳播教義，但如果九二一是一個集體的經驗與記憶，關於九二一的活動（包括這次演出）也就會是一個集體的經驗與記憶，那麼特定的宗教信仰會不會就成了一種共享的阻礙？創作者所謂的「爲了把深刻體會到的生命空虛感用戲做出來」，會不會就失去了更爲動人的力量？
在《黑洞》的演出中，令筆者印象相當深刻的一點，是創作者在一個極端簡陋的場地中，企圖創作豐富的視覺環境的努力，這包括了舞台後牆的彩色玻璃窗，逼得大部分觀衆必須將雙腳泡在水裡的水池，被水滲透的牆面，和舞台上方塑膠袋裡的小金魚。但在一個過於狹小的場地中，或許簡單才是比較好的做法，過多的裝置不僅在視覺上顯得過於擁擠，舞台的畫面也幾無景深可言。這樣的窘況，也表現在導演對於舞台空間的運用：雖然在《黑洞》的地下世界裡，空間感的失落是必然的，但就演出的效果而言，演員之間的空間關係的界定還是必要的；舞台平面的有限，逼使導演考慮牆面的利用，試著彌補平面空間的不足，可惜也只有開場的一個畫面而已。因此，在整場演出中，我們看不到太多舞台畫面、或角色的空間關係的變化，而只能將注意力集中在聽覺方面。可惜的是，這方面的表現不盡理想。
《黑洞》的演員們，和本地許多小劇場的演員一樣，在口白方面的能量與技巧還是有待加強，尤其是在面對如《黑洞》之類比較強調文學性的文本時，演員的情緒表現，和對於語言的掌握技巧還是比較粗糙。關於這一點，其實已經被不同論者、針對不同的演出一再提及，但在目前各種資源更加緊縮的情況下，這方面的問題似乎也看不到什麼解決的可能。
如前所述，要我們去面對像王墨林這樣一個人物的生命情境，其實是有點尷尬的──尤其當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既放不下批判的姿態，卻又脆弱地難捨溫情與救贖希望的矛盾體。或許，這樣的矛盾其實不是王墨林個人的特權，而是當我們標舉出批判的姿態時，就會面臨的難題──無論是面對自我，或者面對如九二一一般的災難。
文字｜陳正熙 國立台灣戲專劇場藝術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