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是由於劇中人物的自我認同與所處的空間，一則是由於所觸碰議題的私密性，《天亮之前我要你》的戲劇情境是相當封閉的；而和這個封閉的戲劇空間／情境相對應之下，《天》劇的角色們也建立起一個封閉的關係網路，觀衆只能冷眼旁觀，或者偷窺竊喜。
創作社劇團《天亮之前我要你》
2月17〜19日
台北新舞臺
紐約的一個耶誕夜，長袖善舞的畫家王熙鳳、正在紐約流行世界力爭上游的服裝設計小靑、放浪形骸的電影導演維多莉雅、和高傲矜持的攝影家慈禧，在慈禧的紐約公寓的小小party裡，從難得聚頭的寒喧問候開始，彼此的談話逐漸進入一個開放卻又極度私密的領域──性（別）的意識與慾望的本質。從言語的交鋒，到維多莉雅與王熙鳳一場熱烈的做愛，男女性別的分野、同性戀與異性戀的意識，都逐漸在空間中流竄的慾望裡溶解。破除現實隔離的激情過後，一通電話卻將衆人帶回現實──小靑的綠卡申請被退回。爲了留在紐約以逃避社會與親人的壓力，幾個人爲小靑想了假結婚的辦法，並且模擬了一場盛大的婚禮。在S／M服裝道具、情調音樂、和熱情的肢體助興之下，虛擬的婚禮成了一場世紀末華麗的扮裝舞會。但這終究只是一場虛擬的婚禮，天亮之後，現實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疲憊的人們似乎也無法收拾被慾望私扯開來的殘破關係，於是……？
一個基本上沒有什麼事件發生的耶誕夜
一則是因爲劇中人物的自我認同與所處的空間，一則是所觸碰的議題的私密性，《天亮之前我要你》的戲劇情境是相當封閉的：在一個自我建構的密室中，台上的一群人盡情地嬉耍遊戲，相互撥弄彼此的情緖與慾望，而無須擔心外在現實的介入或宰制。在這樣的密室中，一切的衝突或憂慮也就不過是「茶杯裡的風暴」：不論是慈禧對王熙鳳的不滿，維多莉雅對慈禧與王熙鳳的挑釁，或者小靑即將赴美探親的舅舅所可能引發的風波。而劇中最有可能打破這種封閉狀態的轉變，是小靑申請綠卡被拒的那通電話，卻也被之後一場虛擬婚禮化解於無形。
因此，在《天》劇的耶誕夜裡，基本上沒有什麼事件發生，而只是一連串嬉鬧扮演的情境，和圍繞著性別議題的長篇對話。這些扮演和對話的片段，反映出這群角色現實的生活面貌，和他們對於現實情境的理解方式，當然也十分淸楚地傳達了作品的題旨：對創作者而言，所謂的性別意識或關係，終究就只是一種扮演和論述的遊戲，而這種遊戲或論述並不必然導向什麼明確的結論或結果。
沒有一個較爲完整的故事或者衝突，《天》劇的戲劇動作，就主要依靠幾乎不斷的對話建立推動。從劇中人物你來我往的對話中，無論是令人莞爾的自我戲謔，對性歧視的尖銳嘲諷，或者是彼此慾望的遮掩玩弄，我們可以看出劇作者對於這個議題的關注與熟稔，以及她操弄語言（無論是學術的或俗世的）的能力。另一方面，整個演出的節奏雖然還算緊湊，演員盡興的表演也讓幾個變裝扮演的片段相當精采，但就戲的整體而言，還是讓人有相當鬆散的感覺：戲劇動作被切割成一個個狂想的橋段，戲劇結構的建立不在因果邏輯的緊密連接，而在近乎即興的隨意揮灑。編導的用意，自然是希望在寫實的表象下，將性別扮演的虛構本質推向極端，在最後那場瘋狂的婚禮中完全打破現實與想像之間的界線。我們可以理解創作者這樣的意圖，但如果從角色關係和觀看者的角度檢視，這種做法其實是有其危險性的。
沒有一個較爲完整的故事（或甚至事件）的串聯支撑，劇中的幾個角色雖然各具特色，但都嫌扁平，而在身分扮演的轉換之間，不僅角色的性別被質疑拆解，個別角色更爲深層的特質或意識也變得模糊不淸。至於角色相互之間的關係，除了「性」的聯繫之外，似乎也缺乏其他不同面向的刻畫。因此，台上的角色儘管可以盡情盡興地扮演，卻較難建立起與台下觀衆的關聯。換言之，和封閉的戲劇空間／情境相對應的，《天》劇的角色們也建立起一個封閉的關係網路，而觀衆也只能或者冷眼旁觀，或者偷窺竊喜。
激情過後，鄕愁依舊
將這樣的作品放置在本地當前的文化情境中檢視，我們也可以發現同樣的割離狀態。
無論在學術探討的範疇裡，或者俗民文化的思考習慣中，性別的扮演和同／異性戀的各種表現，對多數人都並不陌生，前者如許多表演藝術和學術工作者對的論述，對傳統的、守舊的性別概念不斷提出各種挑戰質疑，後者如所謂第三性公關行業的興起，以及變裝或無性別的裝扮風潮。當然，這種表面上的開放，並不代表這個社會對性與性別的態度有任何眞正的改變，卻反而是將相關的議題推入更爲弔詭，更爲混亂的情況。在更多同志「出櫃」的情形下，反映的或者不是一般群衆的意識或整個社會體制的開放，卻可能是更爲尖銳的對立或分隔。
這也就是爲什麼在那場歡愉的虛擬婚禮之後，小靑和他的朋友們並沒有因此而獲得自由解放的快感，卻是滿身的疲憊和更多的困惑疑慮；而無論是維多莉雅的放縱，王熙鳳的左右擺盪，慈禧的堅持，或者小靑的嬉笑遊戲，終究還是打不開（身體的或者心靈的）流離無依的困局，無論是暫時寄居的紐約、或者想望回歸的台北，都還是遙不可及的「他鄕」。
這種「他鄕」的意識，其實是劇作者對所謂「秘密結社的陰謀快感」的自我嘲諷。《天》劇中的小靑等人的處境，除了表現出社會意識的現實層面之外，或許也反映了作者個人的鄕愁－無鄕可歸的愁緖。性別議題的探索，也就不只是社會文化問題的討論，而更是對個人生命情境的檢視。但如前所述，封閉的戲劇情境與角色關係，使得創作者與觀衆之間的聯繫無從建立，舞台上的人事對台下的人而言，也還是不可及的「他鄕」。因此，雖然《天》劇和過去本地許多探套相關議題的作品比較，無論是論述的建立或戲劇動作的處理，都更爲精緻而廣泛，但終究還是無法打開自我封閉的格局。
那麼我們是不是只能和劇中的角色一樣，在感官接受了一整晚的刺激之後，還是躱在那個封閉的空間（無論是紐約的公寓或者台北的劇場），藉由彼此的言語與擁抱安撫無處依歸的鄕愁？或者我們可以有其他出路？對於大多數不曾在紐約或台北流浪的觀衆而言，這樣的問題究竟有多少迫切性，是値得進一步省思的。
文字｜陳正熙 國立台灣戲專劇場藝術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