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體質來說，大部分「專業」的雜誌，都比唱片為主的Gramophone更貼近「音樂雜誌」。但無可諱言，唱片欣賞已成為影響層面最廣的音樂活動。Gramophone是世界歷史最久、影響力最大的古典唱片雜誌，在各方面均具有相當指標意義。該刊總編輯詹姆斯．喬利相信，只要唱片公司存活一天，人們就需要Gramophone一天，七十八年後，Gramophone仍會是人們生活的一部份。
研究唱片雜誌老大哥的目的，是把眼光從島上移出去，看看別人在風雨時節的景況。首先得先釐清一個問題：Gramophone《唱片評鑑》代表「音樂」雜誌嗎？音樂活動如此多樣，各領域各有不同訴求的音樂雜誌，就體質來說，大部分「專業」的雜誌都比以唱片為主的Gramophone更貼近「音樂雜誌」。但無可諱言，唱片欣賞已成為影響層面最廣的音樂活動。表面上唱片和表演屬兩領域的事，但愈到近代，二者關係愈趨緊密，和流行樂界並無二致；爬到頂尖國際舞台的，極少不是藉唱片揚名立萬。
「唱片」能代表「音樂界」？
現代是媒體世界，大衆判斷音樂家的價値，多從他是否曾在某知名唱片公司出唱片來決定。其實成為唱片明星有很多非音樂要素，例如機緣和人為操作，出唱片未必是好音樂家，反之亦然。大家心知肚明，但「唱片－舞台－成就」已是鞏固的資本社會遊戲規則，筆者無意在此憤世嫉俗；筆者同意觀察唱片業，是探測音樂界氣候的好辦法。
台灣音樂舞台多年來以古典音樂為主流，而古典音樂主流在西方；台灣音樂家能成為唱片明星者有幾多？因此呈現本土音樂工作者和唱片大衆並不相輔相成的現象。我們的音樂生產者住在文建會的帳篷裡，消費者捧著國外評鑑流連在唱片行裡，互不相干。這眞是可怪的現象！然而這個狀況在二十一世紀初已有了微妙的變化。今天觀察西方音樂動態，愈來愈像是對強盛了三百年的古典音樂帝國作降旗前的回顧一瞥。
無疑地，Gramophone是世界歷史最久、影響力最大的古典唱片雜誌，各方面具有相當指標意義。唱片盛世約起於百年前，歷史悠久的唱片公司EMI（創於一八九七）、DGG（創於一八九八）不久前才歡度百歲生日。創始之初，唱片被視為旁門左道的娛樂，沒有人把號筒裡發出的嘔啞聲音視為正經「藝術」的一部分。然而隨著傳眞度提高，人們開始把器械再生的虛擬聲響，認同為音樂家的代言者。一九二三年Gramophone雜誌應運而生，創始者一是作家康普頓．馬肯濟（Compton Mackenzie），一是廣播主持人克里斯多夫．史東（Christopher Stonw），他們都是業餘愛樂者。値得注意的是，業餘愛樂者成為音樂媒體主幹，東西方皆然（日本歷史最久的「音樂之友社」旗下諸刊情況亦同）。
筆者於九六年首度採訪該刊總編輯詹姆斯．喬利（James Jolly），這位年輕總編輯一表人才、頭腦聰敏，卻帶點貴族的傲氣，一如Gramophone的標準英國氣質：「我們是世界上第一本專業唱片評論雜誌，所以可說Gramophone的歷史就是唱片評論的歷史。我們有四十五位主筆，年齡約三十五到八十歲，有的是報章編輯、音樂家、電台主持人或業餘作家，背景形形色色。我們並不強調主筆必須學音樂，因為鑑賞、寫作和學院背景沒有絕對關係。我從大衆媒體如報刊、廣播、電視…去認識恰當人選，然後邀他加入主筆陣容。」喬利本人三十歲就擔任Gramophone總編輯（現年四十歲）本身學文學，曾在電台任職，業餘學過鋼琴和小提琴。
評論．評論．評論
Gramophone每月從五十個廠牌，拿到超過五百張新唱片。然後由總編輯挑出二到三百張寄給主筆群試聽。Gramophone的定位向來單純，除前段若干專文外，後段清一色評論文字，鮮少設計變化。細讀Gramophone的評論，個人認為「見多識廣」是最重要的長處，至於深刻的理性或感性見地，則未如一般預期中的高妙。不過，和日本人如奉神明的大師崇拜比起來，英國人較有「說大人則邈之」的冷靜。
Gramophone的評論客觀嗎？這是全世界雜誌共通的問題。喬利看法是：「一個人的美食可能會是另一個人的毒藥（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他認為評論其實脫不了主觀。某些客觀問題如指出哪些地方奏錯、比較速度和強弱的差異…，這些都很容易辦到。最重要是向讀者解析音符背後的涵意。好的評論不在告訴讀者一張唱片的評分等級，而是要說出所以然來，而這都和作者的個人見解很有關係。
誠然，沒有個人觀點的樂評是不具參考價値的，只能稱為綜合常識的「鄕愿之談」。許多讀者購買雜誌，是希望找到可信的顧問，幫他判別好或不好、該不該買，而非多一個僅提出一般意見的人。Gramophone深明此點，以其深厚傳統和資源，強勢標榜「優質主觀」，不但一再強調自己是世界影響力最大的音樂雜誌，並把年度唱片包裝成「古典唱片的奧斯卡」。在「反一言堂」與「期待權威」這個雙向矛盾上，Gramophone應是傾向後者的右派。Gramophone的地位顯然打造得相當紮實，君不見國內某些樂評人，見到英國、日本雜誌提出和自己相近的評論，每每喜形於色，以為揣摩到聖意。
雜誌一邊要做「意見領袖」，一邊要與衣食父母的唱片業角力。這是唱片雜誌的雙重矛盾，同樣地，Gramophone仍是報以強勢態度。喬利說：「評論可能讓廠商覺得沮喪，但他們只能抱怨，不能怎樣。因為他們知道Gramophone在這一行的影響力。不管評論是好、是壞；它是一篇Gramophone的唱片評論。」這句話基本上沒錯，但細閱該刊推薦唱片榜單，要說與唱片公司期望完全脫節，那也不太可能。
為了繼續在新世紀領先群倫，擢用喬利便是該公司求新求變的具體實踐。喬利任內，平板保守的雜誌開始見到新穎的版面設計和專題規畫，出版計畫更雄心壯志，除有意與《企鵝唱片指南》The Penguin Giuide to Campact互別苗頭的Good CD Guide、《頂尖CD一百張》Gramophone classical 100之外，九〇年代陸續推出《國際古典唱片收藏家》International Classical Record Collector、《國際鋼琴季刊》International Piano Quarterly、《國際歌劇收藏家》International Opera Collector、《早期音樂季刊》、世界音樂雜誌《歌之線上》Songlines及多本叢書。Gramophone也是最注意網路傳播和多媒體的雜誌社，一九九六年首創推出光碟版的Gramophile，收集一九八三至九六年的兩萬篇CD評論。次年這筆資料庫上網供人付費查詢，由於競爭劇烈，再次年全面開放免費查詢（http://www.gramophone.co.uk）。
任何企業都不會主動公開自己營運狀況，四十多位員工的Gramophone雜誌也一直自信滿滿地宣稱財務良好。然而九六到兩千年間的網路衝擊和全球唱片不景氣，仍對這個唱片雜誌龍頭造成衝擊，有些不尋常狀況也引起外界猜疑。先是九九年底媒體赫然傳出Gramophone將關門的報導，台灣代理書商也中止進口，而Gramophone的網站也長達三個月沒有更新，造成樂迷議論紛紛。
瘦身與浴火重生
原來Gramophone創刊後不久，因財務問題出讓給Pollard family，這是屬一貴族的家族企業。經過數十年，於九九年轉售給英國「乾草市場」（Haymarket）出版集團，詳細原因不詳，不外與媒體環境丕變、商業集團化趨勢有關。「乾草市場」是營利導向的出版集團，旗下雜誌多達七十四本。轉手不久由於市場因素，決定停刊或轉售各旗下子刊。結果《國際古典唱片收藏家》與《國際鋼琴季刊》賣給奧菲斯出版集團（Orpheus Publications），《國際歌劇收藏家》和《早期音樂季刊》停刊，是Gramophone最大的一次瘦身。
然而事件並未因此落幕，Gramophone轉手時附帶裁員，其中包括不少三十年以上的資深編輯和業務（包括筆者認識的發行總監Barry Irving）。這些人不干被裁而另起爐灶，於兩千年三月創刊《國際唱片評論》International Record Review。由於出自Gramophone資深班底，並挖角資深作者，標榜Gramophone原味。相形之下，在新集團奮鬥的喬利背負為新世紀讀者改頭換面的使命，一時何為「本尊」？何為「分身」令人困惑。加上後起之秀《BBC古典雜誌》BBC Music Magazine、《古典CD》Classic CD群雄並起，雜誌界風聲鶴唳，紛與作者簽訂獨家合約，市場慘烈可見一斑。
最近重訪喬利，他坦承該刊曾稍事休息和重整。現在Gramophone已經改版，據說很有「新世紀」的感覺（很遺憾台灣沒辦法見到）。喬利仍抱著審愼的創新政策，除提供老讀者愛看的例行內容外，他們也特別為入門者設計貼心的標題、書眉，目的在拓展新人口，喬利稱之為「清新而友善的新外貌」（fresh and more welcoming look）。
絶望與希望
喬利眼中的Gramophone仍是充滿希望的，他認為他們有一定的讀者忠誠度，而這些讀者平均有每年六十張唱片的消費量，當然對業界有相當影響。加入「乾草市場」集團後，「無疑地，經銷管道比以往更強了」因此他有信心「即使唱片業眞遇上困境，我們也定是最後一本受波及的雜誌。」網路熱降溫後，Gramophone仍強調網路傳播的重要性，他們致力強化資料庫（Gramophile將擴充到二萬八千篇評論），並接受虛擬與實體並重的政策。
至於全球古典唱片不景氣，唱片集團合併、裁員時有所聞，影響如何？喬利不願明確做結論，因為他認為古典市場前景仍在未定之天（不像筆者認為隨時代推移，有必然下降的理由）。他舉唱片公司Naxos的堀起、新演奏人才出現、獨立廠牌製作更專業的產品…等現象來論證，但並沒有提出讓古典市場回春的足夠說服力講法。另一方面，喬利保守地認為「跨界音樂」（Crossover）和追隨潮流，是危害古典市場的兩大主因。喬利並相信，只要唱片公司存活一天，人們就需要Gramophone一天，七十八年後，Gramophone仍會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相對於喬利的樂觀，筆者認為古典市場是悲觀的。古典音樂已在上世紀實質停止發展，諸如喬利所提極限主義等少數受歡迎的當代音樂，合起來能創造的唱片銷量，可能還不及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的單首交響曲。時空背景逝去、唱片事業老化、價値觀的轉移、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都讓筆者不相信Gramophone能保守地再活七十八年。但跳脫古典音樂思維，筆者又是樂觀無比的。因為只有褪下古典音樂體系的硬殼，新音樂文化才有萌芽的空間。那種期待創造新文化的喜悅，豈是枯等一張新版本古典唱片所能相比？Gramophone已走過叱吒風雲階段，現正努力守成。個人認為我們不必陪他們一同凋萎，而是離開他們，走向屬於自己的天地去。
文字｜楊忠衡 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