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加國内創作的國際能見度、進而促成文化外交的功能與使命之外，跨國合作的形式其實具有更為寬廣的創作空間，蘊藏豐富的文化能量；而撇開「本土化」或「文化樣板化」的政治考量來看，向外尋求合作的藝術創作，也可以在藝術品質的追求上，有更為積極的目的性。
加入WTO之後，台灣與國際間的文化產品、人才、資金的流通門戶大開，可以預見的是，藝文界的國際合作計畫，其規模與數量也勢將與日俱增。而政府有關部門在思考如何因應「入世」的衝擊時，也將跨國合作視爲可能的對策。經濟部次長陳瑞隆日前便建議，面對「入世」之後的外來競爭，國內創作者與文化業者可以聯合外國業者，共同創作或經營，甚至進軍國際市場。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更表示，未來將更鼓勵台灣藝術家進行國際合作的創作，透過不同的媒介，讓本土文化傳統向世界展現。
文化財有福同享
事實上，國際間的跨國、跨文化創作，以及相關的學術研究風氣，早已相當活絡，有的企圖吸納各國文化資產精華以爲已用，有的標榜跨族群、跨文化的藝術創作使命，有的純以異質文化符號的操弄爲樂；聞名國際的歐美劇場大師莫努虛金、彼得．布魯克、尤金諾．芭芭等人均是箇中高手，或是聚集各國藝術家在一起工作，或在作品和硏究中廣泛運用各國的傳統劇場形式。在台灣表演藝術界，跨國合作的前例也不少，譬如漢唐樂府與巴黎小艇歌劇院兩年前共同創作的《梨園幽夢》，便以其衍化自兩國宮廷樂舞傳統的演出形式，引發廣泛的討論。
在台灣，向外尋求創作人才的資源，早見於京劇、歌仔戲邀請大陸編導合作的悠久歷史中；果陀劇場的歌舞劇創作，也吸納了來自香港、日本等地的音樂、舞蹈編作者；表演工作坊更將與大陸、香港的劇場人才合作，列爲發展華文圈戲劇市場的重要策略。在國際合作的趨勢下，兩廳院主任朱宗慶也以降低成本和分擔風險爲考量，表示可能將與亞洲其他國家的表演藝術機構合作製作節目。
周遊列國的創作個體戶
或爲利之所趨、或爲求才若渴，業界對於跨國合作均有其實際的著眼點。目前在國際間，則另有許多由各類藝術工作者形成的自發性組織，舉辦工作坊、研習營的活動，透過作品、技藝、觀念的自由交流與呈現，企 圖開拓藝術表現的方式，或是深化美學思考的層次。拜網際網路發達之賜，這些活動如今在相關資訊的傳播、人力資源的集結等方面都變得容易許多。舉辦的地點，除了紐約、巴黎、東京等國際都會之外，在東南亞、印度、非洲等第三世界的地區也相當普遍；去年在台中舉辦的WAC （編按），則是少見的國內例子。
在擴展創作視野的基礎上，這些活動逐漸形成各國藝術創作個體戶互通聲氣、進而尋求創作夥伴的場合。極體劇團的團長吳文翠，近年來便相當積極地遊走其間，進而分別與德國、印尼、日本、匈牙利的音樂、劇場、裝置藝術工作者等合作創作，今年更將邀請印尼劇團來台演出合作作品《劇烈十城》。
這些從工作坊到合作創作的機緣，在國際間造就了不少活躍的藝術創作社群，追求異質文化腦力激盪的快感。跨文化、跨領域、實驗性強，是他們作品常見的共同特色。具有多次跨國合作經驗的劇場工作者劉守曜指出，有心人自發性地聚集在一起工作，可貴之處在於藉此打破各人原有的思考慣性，用新鮮的角度看熟悉的事情，讓創作好玩又有質感。然而，劉守曜、吳文翠也不約而同地強調，參與此類活動的跨國創作玩家們，本身的專業能力和思考成熟度非常重要，因爲 在有限的經費與時間分配下，除了志同道合的自然默契之外，參與者的「立即戰力」往往是選擇合作對象時的首要考慮因素。
團體切磋招式多變
在「個體戶串連、跨領域合作」的另類模式之外，國内也有透過藝文機構合作而開發的跨國合作創作計畫。「小亞細亞戲劇網絡」便在去年穿針引線，安排日本團體「銀幕遊學」與台灣的國際演出常客「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合作，由導演佐藤香聲爲 莎妹的巡演作品《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動作》作曲及現場演奏，銀幕遊學的團員也加入現場人聲演出。主辦者平珩表示，就製作面而言，「小亞細亞戲劇網絡」的跨國合作計畫是一步一步漸進發展的。剛開始，各國的主辦單位先以初步的節目交流，了解彼此的品味與製作條件後，再共同開會討論決定下—次的節目內容與交流方式，從座談、工作坊到合作演出，逐漸深入交流的層次。明年莎妹的合作對象將是日本「榴華殿」劇團，合作創作的程度也將更爲密切。
運用跨國合作尋找創作新意的方式，在音樂、舞蹈界的專業領域之內也不陌生，國內舞團便常有與國外編舞家或舞者合作創作的例子。較爲特別的，則有安排長程的交流規畫，累積合作的成果，例如舞蹈空間舞團與英國漂兒（Ricochet）舞團的三階段合作創作計畫，從邀請對方來台授課開始，進而由漂兒的編舞者與舞蹈空間的舞者合作創作，明年則將計劃以「新世紀語彙」爲題，各自創作一支舞碼，再合作產生第三支舞碼，組成兩團的聯展。在音樂界方面，去年也出現了跨國合作創作樂曲的嘗試《蛇年的十二個陰晴圓缺》，由作曲家洪千惠與法國作曲家Francois Bernard Mache共同譜曲，全曲分爲四個章節，兩人各自創作兩章，再由朱宗慶打擊樂團與法國史特拉斯堡打擊樂團共同演出。兩位作曲家的風格互異，交織在作品中，突顯了合作創作的特別趣味。
避免徒具形式之弊
去年在台北舉行的「亞洲藝術網絡」年會中，也安排了「創作演出showcase」的呈現，來自亞洲各國的青年藝術家代表，透過集體討論、工作坊、簡單排練的合作過程，呈現各自的創作。可惜的是，許多作品的表現並不理想，主辦單位安排的交流美意，在匆促的準備時間和有限的經費下，打了相當的折扣。而在技術執行面的問題之外，値得警惕的是，以「交流和對話」爲名之下進行創作，如果缺乏具體的藝術企圖和細緻的創作規畫，無論政治資源的聯結如何成功，創作成果的展現終將是貧乏的。
如何避免讓跨國合作淪爲形式？劉守曜認爲，合作計畫的導演或藝術總監，必須想清楚「讓觀衆看到什麼？」，並以清晰的觀點爲本，協調、收納、統合其他藝術工作者的想法。國際間不乏以跨國規模爲號召的演出節目製作，然而，唯有堅持明確的美學意圖，使技術層面的溝通有所依據，化行政操作導向的合作形式爲助力，才能發揮多國專業合作和文化元素並用的最大效益。
刺激創意的生產與累積
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來看，劉守曜表示，運用人才合作和交流，跟世界脈動接軌之際，有識之士應有提升台灣爲文化創意研發基地的自我期許，以創意的生產與累積，形成藝術創作的金字塔底層，而非滿足於打造聊備一格的國際交流樣板而已。
平心而論，國際文化交流的政策，固然造就了國內部分創作活動的出口與活力，而跨國合作創作也本是人才流通與市場擴大後的自然趨勢之一；然而，値得注意的是，爲了避開國際政治現實的壓力，政府一直視文化交流爲突破外交困境、表現台灣主體性的宣傳利器之一，如今對於跨國合作的創作活動，也仍不脫以「展現本土文化傳統」爲宗旨的思考模式。對於目前普遍依賴公資源挹注的國內藝文創作環境而言，這種政治邏輯的負面影響令人憂心。在增加國內創作的國際能見度、進而促成文化外交的功能與使命之外，跨國合作的形式其實具有更爲寬廣的創作空間，蘊藏豐富的文化能量；而撇開「本土化」或「文化樣板化」的政治考量來看，向外尋求合作的藝術創作，也可以在藝術品質的追求上，有更爲積極的目的性。在「文化交流」的名目之下、「意識形態正確」的迷思之外，對於跨國合作創作的政策鼓勵，應以制訂明確的目標與宏觀的規畫爲重；政治考量的宣傳效益，也不可與檢驗創作的藝術成果混爲一談。藝術交流與合作不只是一個提高台灣國際知名度的工具，更是一個民族文化有機發展的必然過程。
編按：
詳見陳雅雯（劇場裡也有「春天的吶喊」），本刊第一〇一期，92─95頁。
（本刊編輯 安原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