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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求生存?

如何形成一個正循環的雙贏機制,如何逐步鼓勵民營,如何扭轉施政方向,投資更多經費在人與這些人的活動而非硬體建築上,如何在基礎教育上加強音樂教育,如何擴大根基把餅做大……這些問題一日不研擬出政策,面對這股浪潮的存活率就會更為降低。

如何形成一個正循環的雙贏機制,如何逐步鼓勵民營,如何扭轉施政方向,投資更多經費在人與這些人的活動而非硬體建築上,如何在基礎教育上加強音樂教育,如何擴大根基把餅做大……這些問題一日不研擬出政策,面對這股浪潮的存活率就會更為降低。

台灣進入WTO引起一陣子的討論與恐慌,然而表演藝術界面對這狀況似乎熱了一陣子,但是隨即又似乎沒甚反應,渾然不知WTO不是這趨勢的重點而只是個象徵性座標,「全球化」才是眞正隱藏在這浪潮下的元凶,它所帶來衝擊的利弊都將在未來加諸國內表演藝術市場,根本改變整個產業的生態與架構。

在《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澍》(聯經,2000) —書中,作者Thomas L. Friedman有段話一語道中「全球化」對市場的影響:

簡單的説,全球化爲許多商品與服務創造一個比較開放、比較統一的全球市場。假如一個國家加入這個體系,有能力向這個全球性市場出售他們的商品與服務的人就可以大撈一筆,原因是這個市場的規模是世界性的。(p.306)

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一種『創造性的毀滅性』的過程──即一種不斷摧毀效率低的產品或舊勞務,代之以更有效率之新產品的循環」(同上,p.26);在這大前提下,「全球化」之前的「冷戰時代」創造了以國家爲單位的封閉性市場型態,各種不具效率與規模的生產方式、商品、藝術文化活動及產品、生活方式,都因此而得到保護、能夠生存,但隨著柏林圍牆倒塌,金融、資訊、科技的「民主化」,「全球化」開放性市場快速成形,各行各業的經營理念與策略都必須眞正做出大幅度調整,否則將成爲「全球化」下的受害者。

在台灣,由政府推行的「文化建設」,在理念上基本是「冷戰時代」的產物;主要是由政府挹注文化硬體建設,然後配上政府主導興辦的演出活動教育民衆,以提升國民之文化生活水準,證明我們不是沒有文化水準的國家。然而這在封閉市場與國家主義盛行的時代還行得通,反正沒有什麼可資競爭比擬的對手,而「文化」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也頗容易阿Q地認定觀衆少是因「曲高」之故,但這種說法在現今是很難再自圓其說了!

奧地利以「莫札特」、「貝多芬」、「布拉姆斯」、「約翰.史特勞斯」、「維也納愛樂」等,美國以「紐約愛樂」、「帕爾曼」等「向這個全球性市場出售他們的商品」,我們呢?對沒有創出自有品牌,找不到定位的本土古典音樂表演團隊與演奏家而言,面臨的可不僅是壓力而已,大有可能徹底被浪潮淹沒。向來政府對古典音樂的投資多半耗在邀請外來演奏家、團體與官辦樂團上,而不是嚴加考核、調整經費,協助有心的團隊逐步改善營運體質以便漸成氣候;也未見提供本土作曲家發揮創意的生活與演奏空間,建立更寬廣的演奏曲目;也未曾提高待遇,引進國際一流的音樂家,以提升本地的演奏與教學水準;更沒有協助建立民營機制,使團隊能夠以更加彈性化的方式運作,也未在稅法或捐助上有所優惠。

在面臨國際性競爭的時刻,這種不見章法、自亂陣腳的施政,加上國家整體文化投資與認知不足,將使音樂工作者生機日蹙,工作機會也將逐步消失。如何形成一個正循環的雙贏機制,如何逐步鼓勵民營,如何扭轉施政方向,投資更多經費在人與這些人的活動而非硬體建築上,如何在基礎教育上加強音樂教育,如何擴大根基把餅做大,如何創造評比競爭的生態、打破壟斷、無新意的局面,這些問題一日不硏擬出政策,面對這股浪潮的存活率就會更爲降低──「凌志汽車」將壓過「橄欖樹」,家也將因爲與他人的家無異而成爲「無家」可言,但願上述這種「全球化」最糟糕的下場在此永不會成眞。

 

文字|陳樹熙 作曲家、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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