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已目睹權力更張的世紀之歌，這樣的經驗難道還不足以令吾人再論「文化與政治」時，掌握更世故寬廣的空間，而不再自限「抗爭」位置？當昔日的反對論述完成革命企圖、正式執掌權力之際，過往主宰性的文化政策及晩近反對性的文化抗爭，是否都可放在同樣的歷史天平上，接受衡量分析與檢驗？
近日文化人士入閣的消息一經披露，文化記者紛紛表示歡迎，儼然游內閣將以「文化立國」，令人耳目一新。誠然，也有識者指出，游內閣的宜蘭經驗雖是以「文化立縣」，重點在「立縣」而非「文化」，然而相關報導對新內閣「文化立國」的樂觀期待，無論是否出於對新人新政的善意，恐怕都不能不觸動文化人心中長久的疤痕。
「文化」與「政治」的掛鉤，對於台灣人而言絕對不是新鮮事；文化人入閣，乃至文化與政治的結合，對經歷如此民主洗禮的人們而言，更不必是善或惡的。不論是日據時期，後來的國民黨執政，乃至晚近反對運動與另類文化的策略結盟，都有利弊，好壞成敗見仁見智，端看識者的位置與角色。正因台灣人已目睹權力更張的世紀之歌，這樣的經驗難道還不足以令吾人在論「文化與政治」時，掌握更世故寬廣的空間，而不再自限「抗爭」位置？當昔日的反對論述完成革命企圖、正式執掌權力之際，過往主宰性的文化政策及晚近反對性的文化抗爭，是否都可放在同樣的歷史天平上，接受衡量分析與檢驗？
也正因爲如此，文化人入閣，甚至對文化具有「企圖」的施政跡象浮現，反而是我們思量所謂「文化與XX」之類、跨界結合政策的時機。近年文建會力主的「社區總體營造」恰好是個値得不斷研究注意的事例。城鄕不均一直是致力民衆福祉者心中的原罪；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由中央而地方，放眼整體社區環境的建設，而非僅觀文藝內容，確實是大刀闊斧之舉。明顯所見的是「文化結合產業」、甚至「產業文化化」，似乎都對地方產業提供另類思維，貢獻何在，地方知之甚深。
我們不妨較細膩地思考「文化產業化」的弦外之音。既是產業，當有消費，「文化產業化」的消費對象，通常遙指本國或外國觀光客；「文化產業化」的政策論述，因此往往涉及「觀光工業」想像，而「文化觀光」又經常影響觀光地「區域認同」的策略運作。是以，近年國外文化人類學界均已開始正視「文化觀光」或「文化產業」議題，乃至它對觀光地人民文化認同的挑戰。「文化產業」因此不再被簡化爲一項刺激地方產業的經濟活動，它對地區文化的衝擊，更日益成爲重要的學術議題。我們的文化藝術界是否也認同相關的思考呢？究竟「社區總體營造」所帶動的地區「文化產業化」，與此政策所暗示的「文化觀光化」，將如何形塑台灣各地居民的文化生活？這會是文化政策裡亟待彌補的一頁空白嗎？
另一相關的文化政策，便是近年在表演藝術界裡「甚囂塵上」的「藝術產業化」論述。筆者曾在他處爲文提醒，「當我們極力爲『商業劇場』舉行『去汙名化』的儀式、推翻『藝術vs. 商業』的二分法時，我們是否認爲『表演藝術』的市場法則，完全等同於其他產業的市場法則？」（註）如果主管文化者肯定表演藝術的市場機制，那麼文化主管的具體支持，是否當在削減「表演藝術事業」（或產業）的市場危急，乃至重整此產業的市場亂象？令表演藝術界引頸的「傑出團隊扶植計畫」於日前公佈今年入選名單；此計畫強調受扶植者必須具備「永續經營」的條件，至於如何定義此條件，則不免各方人馬自由心證。事實也說明，目前主要表演團隊，極少不曾受此政策的雨露恩典。表演藝術是否需要仰賴政府扶植固然値得辯論，然而此政策行之經年，它對表演藝術生態的深刻鑿痕，是否是另一頁亟待彌補的空白？
註：
見《自由時報》藝術特區版「自由藝談」，2002年1月24日。
文字｜周慧玲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