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藝術節統籌王景生指出，他並無意迎合西方觀眾，相反地他想要挑戰觀眾的口味並刺激他們去改變感官習慣。他所邀請的表演團體與藝術家對歐人不但幾乎全然陌生，而且都是以自己的文化背景與問題為創作出發點，絲毫不顧慮是否能得到西方人的理解或認同。
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如倫敦、巴黎相較，柏林的國際性顯得十分不足，這應歸因於長期作為民主孤島的歷史背景，自德國中央政府從波昂移遷至柏林之後，對提高柏林國際性的呼聲漸漸高漲，畢竟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德國自然不願落於人後，因此希望藉由許多國際性藝術節的催生使柏林得以重獲藝術之都的美名。今年世界文化館 （Haus der Kultur der Welt） 開辦首屆的「越界藝術節」（In-Transit）即有增進柏林國際化的意義。世界文化館不請歐人擔任藝術節總監，反而千里迢迢邀請新加坡導演王景生統籌首兩屆的藝術節，這肥水盡落外人田的創舉，用意其實是很深遠的，它表明了主辦單位對西方文化本位主義的鄙棄以及將非歐美國家的文化置中的態度，如此對第三世界文化的開放與接納實是前所未聞。
挑戰觀眾口味，提供交流時空
當然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王景生一向致力於文化交流的工作，如進行了六年的「飛天雜技計畫」（The Flying Circus Project）即是不斷凝結諸多文化與藝術領域的實驗創作，因此世界文化館希冀藉由他豐富的經驗與對亞、非藝術家的廣泛認識，讓國人得以一開眼界。王景生以一個外人的身分，統籌個歐洲大型國際藝術節，難免引起多方質疑，到底他能對西方觀眾的口味與偏好有多少的了解與認知。然而，王景生對筆者指出，他並無意迎合西方觀眾，相反地他想要挑戰觀眾的口味並刺激他們去改變感官習慣。這也是為何他既不到「國際藝術節市場」採購一番，也不去為西方觀眾量身訂作些演出作品。他所邀請的表演團體與藝術家對歐人不但幾乎全然陌生，而且他們都是以自己的文化背景與問題為創作出發點，絲毫不顧慮是否能得到西方人的理解或認同。就此，在節目的篩選上，「越界藝術節」便與其他國際藝術節迥然不同。
此外，由於一般藝術節都是把表演作品當作商品般賣給觀眾，在這樣的商業交易中，自然得有經濟效益的考量，因此受邀的表演團體在買賣結束後便得隨即打道回府或移師他地，畢竟沒有一個藝術節的主辦單位會白白花錢繼續招待演出者吃住直到藝術節結束。如此一來，表演團體總是來匆匆，去也匆匆，沒有機會去認識其他團體或藝術家做切磋交流，藝術節變成是在壓榨藝術家，對其創作發展絲毫沒有助益。
有鑑於此，王景生認為國際藝術節應發揮文化交流的功能，它應該要是藝術創作的「加油站」，而不是「榨汁機」。為能提供藝術家們相互激盪，自由創作的可能性與空間，王景生不但讓受邀的表演藝術家得以在藝術節期間全程停留柏林，觀摩其他表演，更排出所謂Lab的活動項目，每天早上十點起由約四十位來自表演藝術、舞蹈、話劇等等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分組進行對話與即興創作，有興趣的觀眾可免費觀摩其實驗創作過程，做work in progress的見證人。如此一來，透過認識各個不同文化與不同藝術領域所帶來的衝擊，所產生的對話與合作，實有助於推動二十一世紀新藝術形式的發展。
記錄性演出模糊藝術與生活的界線
從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號，為期十七天的「越界藝術節」共邀請了一百三十位來自亞、非、拉丁美洲二十一個不同國家的表演藝術工作者。在五十二場表演節目中，包含Club-Performance、Ritual-Performance、Docu-Performance等新的表演藝術形式。整個表演作品的主題都環繞在文化認同的建構上，分別以個人傳記、傳統藝術的承傳、性別認同問題作為創作素材。
琳瑯滿目的表演作品不容筆者在此一一盡數，只能就個人喜好擇取精采的幾齣，做進一步的描述：Docu-performance以其前所未有的表現形式受到最多的矚目，在藝術節中共有三齣，分別為《延續：殺戮場外》The Continuum: Beyond The Killing Fields、《三張海報》Three Posters、《他悄然離去》He left quietly，都是在死亡邊緣掙扎的真實記錄。在王景生的《延續：殺戮場外》一劇中，七十歲柬埔寨傳統宮廷舞的女藝人恩苔（Em Thay）及其他兩位舞者、一位皮影戲傳統藝人敘述他們在紅吉蔑政權下受到迫害的切身經歷，失去親人的沉痛與面對死亡的恐懼，透過他們的述說歷歷在目。儘管台詞都是事先演練過了，也不知重複過幾百遍了，然而這惡夢般的過去，仍使表演者在每場演出中激動地淚流滿面。這樣記錄式的演出，真實到使演員自我與角色之間的界線不再存在，連藝術與生活的界線也都變得難以分辨。
此外，來自黎巴嫩的Elias Khoury 與Rabih Mroué的《三張海報》，以愛國忠烈們的肖像海報作為拍攝背景，主要的錄影帶材料記錄著殉難烈士Jamal Satti在一九八五年前往炸燬以色列Hashayan軍事基地兩個小時前所做的自白，深信為祖國的主權、自由和平奮戰，犧牲個人生命是必要的，但見他年輕的臉上沒有任何慷慨激昂的表情，只有視死如歸的平靜，著實令人扼腕。在「911」帶來的震撼仍餘悸猶存之時，這樣的自白讓我們得以站在當事人的立場去理解其行為動機，並進一步去做溝通與諒解。南非的《他悄然離去》記錄一位黑人平民Duma Kumalo，一九八四年蒙冤下獄、判處死刑，行刑前的十五個小時得到赦免，獲釋後，他寫下在獄中遭受的磨難。此劇攫取他的記事為發揮題材，演員時而扮演其角色直接演出呈現人間煉獄的殘酷，時而以敘述人的角色間接控訴人權的喪失。這三齣劇由於是以記錄的筆調描繪政治問題，因此它的真實性相當震撼人心，如此娓娓道來，雖無激昂的明確政治訴求，卻是對當時所在的政治體系最強烈的控訴。
性別與文化認同的「掛勾」
政治之外，還有許多環繞著超越性別界線「變男變女，變變變」的輕鬆節目，其中尤以大陸舞者金星與柏林Rubato Dance Company合作演出的Person to Person – Rubato & Jin Xing最為傑出精采。本是男兒身的金星雖說生在文化保守的中國大陸，從小就一直想當女孩，一九九四年他到美國學現代舞，也在那兒做了變性手術，自此在東西兩地聲名大噪，此劇能未演先轟動，想來跟許多人欲一睹他的丰采有直接關連。Rubato舞團的編舞家Jutta Hell根據金星的故事，以性別轉換為題材來發揮，巧妙結合文化與性別認同問題。一開始先由男舞者Dieter Baumann獨舞，由於他頭戴金色假髮，又一直背對觀眾做女性化的舞蹈動作，讓觀眾不斷猜測是否他就是金星，直到金星突然出現接著下去跳獨舞，才將謎底揭曉。有趣的是，他也戴著一頂相同的金色假髮，一身短式的緊身旗袍一方面突顯已成女體的性別特徵，另一方面明顯指出其中國文化背景。可是，金色假髮是西方女性美的象徵，跟旗袍其實是全然不搭調的，這樣刻意的組合裝束似欲隱喻金星本人即是中西合壁的奇異化身。隨著假髮的褪去，兩位舞者由似男非男、似女非女還原本我，然而到底何謂本我呢？如果男女性別的差異是社會化的過程，而不是與生俱來的事實，所有男性化與女性化的行為是不是有重新建構的可能，同理，文化認同若是社會體系所界定形成的，我們是不是也能予以轉變與擇取。此劇顯現社會所給予性別與文化的框架其實已在動搖，這難道不正意味著更多的不確定性與可能性嗎？
以表演藝術家為中心的藝術節
「越界藝術節」 的另一高潮，筆者認為應屬印尼的Gumarang Sakti Dance Company演出的《謠傳》Rumors與《在老路上》On the Old Road。編舞家Boi Sakti承繼其母創立的舞團與舞蹈風格，即融合傳統打鬥藝術Pencak Silat與現代舞。《謠傳》充斥著鋒芒的陽剛氣，在徐緩處出奇不意迸發出跳躍、翻踢等的打鬥動作，營造了高度的戲劇張力，十四位舞者展現的爆發力與彼此配合無間的整體美感令人讚嘆，在現代舞劇中實是難得一見的高水準作品。相較之下，《在老路上》顯得柔和許多，只見幾道白色沙柱從空中灑下，陣陣沙雨使舞台籠罩在風塵僕僕的朦朧詩意裡，悠揚清遠的清唱和著沉沉鼓聲，頗有虛無飄渺之意境。而舞蹈動作由極慢到極快、再由極快到極慢，靜與動之間的輪流交替處理的恰到好處，彷彿有無窮的轉折點，峰迴路轉處一景勝似一景，美不勝收地令人流漣忘返。
「越界藝術節」突破一般既有的藝術節形式，不顧慮票房問題，不被觀眾牽著鼻子走，而以表演藝術家為中心，讓他們得以認識其他的藝術型態、表現方法，經由彼此的相互激盪，推動與嘗試新的藝術創造，為二十一世紀的藝術發展開啟無限的可能性。此外，所呈現的非歐美國家的政治與文化認同問題，傳遞濃厚的人本主義思想，激發西方觀眾去認知其他的人生經驗，學習尊重、理解與寬容，意義實在重大。總而言之，世界文化館在「越界藝術節」非功利主義的作風，令人耳目一新，而總監王景生統籌的魄力及對藝術、時代議題、世界動態所擁有的獨到見識，令人激賞，兩者之間的信任與合作應是此屆「越界藝術節」得以成功的主因。
文字｜林冠吾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戲劇戲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