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的觀察，「擬寫實主義」的戲劇也漸漸形成了一套美學程式（或成式）。劇情有主題、有高潮；人物有正反、有善惡；對話最好切合人物的身分，但至少也要口語化、有意義，且盡量避免使用方言。舞美要似真而不逼真，有時強調風格化。演員的表演混合史坦尼拉夫斯基和傳統戲曲的表演方式，半生活化，半誇大化。
在台北舉行的第三屆「華文戲劇節」演出了兩台大陸劇團的戲。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歷史劇《商鞅》採用了表現主義的手法，天津的人民藝術劇院則爲台灣的觀衆帶來了一齣擬寫實主義的作品《蛐蛐四爺》。所謂的「擬寫實主義」的戲劇，指的是五四以來有心模仿西方寫實主義，但因爲種種原因未能達到寫實的標準的作品。多年前我提出「擬寫實主義」的概念，意味著作者欽羨寫實，企圖寫實，而力猶未逮，或因作者不由自主地介入而無法達到客觀的呈現，這個概念原來是帶有貶意的。現在看了《蛐蛐四爺》，我又獲得了另一種領悟。
寫實劇重在如實展現當代生活
西方的寫實主義戲劇一般均認爲始於一八五二年在巴黎演出的《茶花女》一劇，因爲不但小仲馬使劇中人一律說當時巴黎的日常語言，而且劇中的服裝、佈景均講求眞實。然而就文本而論，《茶花女》充滿了浪漫的氣氛和感傷的情調，與以後的寫實劇還有一段距離。寫實劇著重當代生活的具體反映，無形中排斥了歷史劇，一改過去對話所用的詩的節奏，成爲貼近口語的散文，又盡量進入人們行爲的細節，不惜觸犯道德的禁忌，因此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成爲主流戲劇。雖則寫實主義在實證主義和科學精神的推波助瀾下聲勢浩大，但以後仍不免產生諸多反寫實的潮流。所以如此，正因爲創作者並不認爲寫實主義是最佳的，更非唯一的表現方式。事實上，藝術的創作並無所謂最佳的表現方式，所有的思維建構及表現方策，在美學上都是爲了完成創作者某一種美學構思。如果這一種美學構思具有一己的形式及內涵，且可以予欣賞者某一種美感享受，就已經具備了美學的價値。
以西方的寫實劇而論，易卜生是開山大師，但是易卜生的戲不但多有「佳構劇」（piéce bien-faite）的技巧，而且充滿了象徵的意涵，並非如實地反映人生與社會面相。因爲當時的戲劇受到舞台時空的局限，「佳構劇」的手法可說是劇作家不易擺脫的做劇手段。但是太多的巧合毋寧減弱了寫實主義的美學訴求。理想的寫實主義戲劇應該如實地搬演人們最普通的生活狀貌，不可主觀地突出主題，不可規避方言，不可塑造英雄人物，不可故意製造「戲劇性」……總之，要平凡，要像我們天天所過的生活。然而這樣流水帳一般的戲，有誰有興趣看呢？因此寫實主義戲劇的美學極致難以避免陷入「冗倦」的泥淖。我們現在都認爲契訶夫的戲達到了寫實主義的最高境界，因爲他寫的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把吃飯、喝茶、聊閒天都寫進戲劇。他的戲沒有戲劇性，沒有明顯的主題，但是有一種生活的氣息、生活的流動貫穿全劇，於是我們不禁歎道：「啊，這才是人生！」
五四以降中國戲劇的擬寫實主義
五四以降的中國話劇，多數都在模仿西方的寫實主義戲劇，胡適首先擺明了模仿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寫了《終身大事》一劇。爲時人驚爲天才的曹禺襲仿易卜生之處也斑斑可見，但是他最傾心的劇作家卻是契訶夫。他在《日出》的「跋」裡聲言曾經多麼「沉醉於契訶夫深邃艱深的藝術」。他對契訶夫《三姊妹》的評論是「沒有一點張牙舞爪的穿插，走進走出，是活人，有靈魂的活人。不見一段驚心動魄的場面，結構很平淡，劇情人物也沒有什麼起伏生展，卻那樣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幾乎停住了氣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氣氛裡。我想再拜一個偉大的老師，低首下氣地做一個低劣的學徒。」雖然曹禺如此地崇拜契訶夫，如此地謙虛，但結果寫成的《日出》卻是一齣極盡誇張的諷刺喜劇。曹禺比較接近寫實主義的《雷雨》與《北京人》，前者充滿了佳構劇的技巧，不是「平淡的結構」，劇情與人物的「起伏生展」都很激烈；後者充滿了不必要的象徵符號。曹禺如此，其他不如曹禺的劇作家更無足論矣。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提出「擬寫實主義」對這類劇作加以界定的原因。
然而既然因爲客觀與主觀的原因，五四以來的劇作家寫不出高水準寫實主義的作品，那麼「擬寫實主義」的作品由於大量地生產，也闖出了一片天地。反正我國的觀衆不常見西方寫實主義的戲劇，也漸漸滿足於仿冒的「寫實主義」了。後來反寫實的潮流一來，追求寫實反倒顯得不太合乎時宜，無形中由「擬寫實」逐漸滑向了「不寫實」，還有誰在斤斤較量寫實的美學要求呢？因爲我們通常所見到的傳統話劇多半是主題鮮明、劇情高潮疊起、不管何地人都操一口京腔的文本。至於舞台的呈現，佈景、道具與服裝近以寫實而不求逼眞，演員的表演有一定的聲腔，一定的身段，以致我們常常說某人說話像「演話劇」的一樣，可見「話劇」已遠離了生活情境。
《蛐蛐四爺》展現的擬寫實主義美學
據我的觀察，「擬寫實主義」的戲劇也漸漸形成了一套美學程式（或成式）。劇情有主題、有高潮；人物有正反、有善惡；對話最好切合人物的身分，但至少也要口語化、有意義，且盡量避免使用方言。舞美要似眞而不逼眞，有時強調風格化。演員的表演混合史坦尼拉夫斯基和傳統戲曲的表演方式，半生活化，半誇大化。一般正面人物，譬如大陸上話劇中的政委一角，都需聲音低沉但不失宏亮，走路如京劇中的正派老生，挺胸抬頭，說話時望著半個天空，如有重要的宣言，右手上舉，作毛主席姿態，如今已經格式化了，觀衆一見就知是政委一類的人物。這就形成了「擬寫實戲劇」的美學程式，正如傳統戲曲有一定的程式一樣。
《蛐蛐四爺》正是一齣程式化了的擬寫實主義話劇。劇情的時間在民初，與我們的時間距離很近。鬥蛐蛐是那時的民俗，是否會鬥到傾家蕩產賠上性命的地步，戲劇有權利予以誇大處理。四個兄弟每人的個性不同，服裝各異，甚至連說話的口音也不一樣，表現了擬寫實主義美學追求戲劇效果的似眞而不逼眞的理念。號稱「津味話劇」，但不全用天津話（主角一定說京腔），表明了遵守避用方言的程式，不可逾矩過遠。爲了阻止兒子繼續鬥蛐蛐，母親下手剪斷兒子的手指，是否合理，無關緊要，因爲起到了震撼觀衆的效果。如果當一齣寫實主義的戲劇來看，該劇可能一無是處。但是遵循擬寫實主義的美學路向，就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了。
文字｜馬森 戲劇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