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劇場」的面貌依然在西方/東方、傳統/現代的深沉辨證過程中不斷轉變,只是多年前,劇場前行者試圖透過劇場發出亞洲吶喊的悲壯情景,在公元二千年後的今天,出現了新的可能性和出路。堅實而沉重的草根亞洲劇場似乎逐漸不被觀眾所期待,但一個更寬廣的亞洲想像卻正擴大版圖之中。
2003年11月2~10日
跨界文教基金會
華山藝文特區
剛落幕的「亞太小劇場藝術節」,算是近幾年亞洲劇場交流活動中,一次成功地以關懷亞洲出發、兼顧政治思考與異文化觀點的展演。
小劇場存在的意義向來與社會的改革脈動緊緊相連。一九八○年代台灣解嚴前後風起雲湧的小劇場運動,即以憤怒的批判者姿態挑戰舊時代的舊體制。然而,小劇場運動逐漸從八○年代非常的洶湧浪潮退卻後,真正在劇場表現上、意識到以歐美現代主義為馬首是瞻的霸權文化,並且抱持發展草根政治目的而與亞洲地區劇場人士互動的,當屬九○年代開始在台灣萌芽扎根的民眾劇場工作者。
依循這個脈絡,我們因此可以說民眾劇場延續了台灣小劇場反省批判的精神,但在劇場呈現上試圖建構一個相對於歐美現代劇場的「亞洲劇場」。也因此,當我們看待亞太小劇場藝術節的成功出擊時,不免必須將時空拉回到九○年代即陸續展開的跨國性「亞洲劇場」尋找之旅,才能清楚標誌出今天亞太小劇場連結的進步意義。
沈重的外在包袱
八、九年前,以民眾劇團為首的台灣劇場工作者,開始與亞洲鄰國劇場人士進行交流合作,並參與了「大風吹」、「亞洲的吶喊II、III」(編按)等亞洲匯演計畫。當時演員們的聲音那麼壯烈高亢、身體那麼強韌有力,以亞洲團結的悲壯姿態,向「西方」進行著沉痛的控訴與反抗。
「亞洲劇場」在當時,一方面代表著向亞洲傳統表演質素的深掘與學習,另一方面也象徵著一種足以承載亞洲內部差異以及外部共同命運的新式集體劇場的誕生。總體來說,這樣的亞洲劇場意圖與西方現代劇場劃清界線的立場鮮明,在表演形式上熔冶了亞洲的傳統文化,在表現內容上則直指著西方霸權的宰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皆是),藉以尋求亞洲觀眾的認同與覺醒。
當時我們的演員是義無反顧的,然而觀眾卻不盡然擁抱同樣的悲憤和使命。這似乎是台灣解嚴,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後必然的冷感效應之一。
時序進入到廿一世紀,今年,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亞太小劇場藝術節」,雖然依舊在找尋不斷處於東/西方、傳統/現代辯證狀態中的「亞洲劇場」,但卻明顯打破了我們對亞洲人文化自覺的傳統想像,不再沉重地悲壯哭泣或聲嘶吶喊,取而代之的是五個文化互異的「亞洲劇場」表演。
不同文化觀點的切入
在策展人的精心安排下,這五個來自不同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作品,以九一一事件後的世界新文化情勢為思考起點,詮釋著反恐戰事陰影籠罩下的亞洲,特別是台灣民眾向來感到陌生的伊斯蘭回教國家,對戰爭和美國式的世界和平正義的觀感。
九一一事件以及後續接踵而至的反恐行動,讓亞洲劇場在與歐美霸權文化辯證拉扯關係中找到新的切入點。這股熱火也融化了觀眾向來對世界政治局勢變化的冷感,願意再度回到劇場來,並且認識了從來不曾接觸過的「亞洲劇場」多元面貌,尤其是伊斯蘭文化。
印尼自立劇團在《零或和平》演出中,以答里島傳統表演元素為基底,結合影像科技與聲音特效,透過簡陋的劇場配備與演員非寫實的肢體語言,飽滿而乾淨地呈現出戰爭的血腥、狂亂、死亡與暴力,反覆質疑著以真理與正義為名的戰爭本質。
香港撞劇團以即興表演及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加上近似工業噪音的不協調音效即興,在《故意演繹》中拼貼著人們日常生活裡起起伏伏的片刻須臾和內心情緒的互動。
伊朗巴季劇團在《夢中的喑啞》中,則以非常實驗性的表現手法,透過一個又聾又啞的女孩和她的導護者之間時而充滿慈愛教誨、時而凶惡緊張的關係,深刻地引發觀眾思考「教育者」的強制指導性格、看似戀人之間相互依賴又相互折磨的矛盾,以及霸權者與相對弱勢者之間閉鎖的對話空間。
孟加拉的演出取材印度史詩《摩訶婆羅達》,以常見於南亞的傳統吟唱劇場形式,再次詮釋戰爭主題。
四國聯演的《夢難承II》則直搗視障者、社會邊緣人與精神崩裂者等被社會漠視與鄙棄的幽靈世界,大量堆砌出黑暗角落裡所發生的種種醜陋的、扭曲的、瘋狂的、失序的、不合乎時宜的與不被規訓的社會存在,重重擊碎了包括觀眾在內的所謂正常世界。然而,什麼是正常的世界?這或許恰好也是亞太小劇場藝術節要向觀眾提問的問題:「什麼是『正常』的世界秩序」?誰有權力去規範世界秩序?誰又有權力以維護世界正常秩序之名進行掠奪戰爭之實?
更多元異質的劇場樣貌
尋找「亞洲劇場」的旅程至此,我們看見了更多元異質的劇場樣貌,有饒富前衛精神的實驗性表演出現在刻板印象中蒙著黑色面紗的伊朗世界,有傳承傳統並加以創新的南亞劇場,也有與社會快速變遷相呼應的拼貼式香港作品,更有西方學者眼中儀式性表演大本營的答里島所粹煉的印尼表演,還有不同文化背景與異質身體條件的演員所衝擊出的四國聯演。
誠如此次藝術節的策展人之一也是民眾戲劇先驅者鍾喬所言,亞太小劇場連結所進行的是對「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反思,不是僵化的捍衛亞洲傳統或一味抗拒西方現代劇場,乃是從「霸權文化」蛻變的亞洲當代劇場。
「亞洲劇場」的面貌依然在西方/東方、傳統/現代的深沉辨證過程中不斷轉變,只是多年前,劇場前行者試圖透過劇場發出亞洲吶喊的悲壯情景,在公元二千年後的今天,出現了新的可能性和出路。堅實而沉重的草根亞洲劇場似乎逐漸不被觀眾所期待,但一個更寬廣的亞洲想像卻正擴大版圖之中。
文字|賴淑雅 民眾戲劇工作者
編按:
1994年香港民眾戲劇工作者莫昭如與菲律賓民眾文化協會來台活動「大風吹」;1995、1998年的「亞洲的吶喊II、III」,均由菲律賓民眾文化協會主辦,賴淑雅與差事劇團等人參與。
延伸閱讀:
本刊第三十七期,鍾喬〈跨亞洲民眾戲劇祭《亞洲的吶喊》〉與〈附:跨文化表演的美學困境〉,P.19~21,1995年11月。
本刊第六十三期,賴淑雅〈回蕩底層的聲音──民眾劇場的幾聲無奈:亞洲的吶喊(三)──《夢迴亞洲街》〉與〈附:金融風暴裡的吶喊──第三屆「亞洲的吶喊」〉,P.18~21,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