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費主義高張的年代，主張以劇場反映社會問題和人民痛苦的民眾劇場（People’s Theatre），在台灣是極小眾邊緣的領域；九○年代初，由現任立委李永萍帶領的環墟劇場便曾創作以環保、農民、學生等社會運動為主題的劇場作品。
在台灣致力民眾劇場多年的劇場工作者鍾喬，五月間率領差事劇團參與韓國「亞洲廣場」光州藝術節的演出，「亞洲廣場」戲劇節裡的戲，大都與社會抗争或亞洲殖民歷史有關聯。今年的演出，首度有來自北京及上海的民眾劇場參加，反映了大陸國營劇場在向市場開放之後，知識分子對劇場本質的反省思維，中國大陸的現身，可說開啟亞洲民眾戲劇一個新的里程。本文即是鍾喬參與這次活動的觀察與思考。
在臨別的晚餐會上，我們喝著一種依古法釀造的、稱作「馬過力」的米酒。張笑翼，「亞洲廣場」戲劇節的藝術總監，從成疊的箱子裡翻出紀念品，送給座上的幾位朋友，帶回家去。紀念品是一塊長條形的粗麻白布，拓印著一方人頭像：飛散的亂髮，一雙純淨如潭水的眼睛，依稀可見。那是全泰壹，一九七一年在首都一條陋巷中的地下縫衣廠前自焚的青年。
「亞洲廣場」是二○○五年光州藝術節的正式名稱，其來有自，源於我們對發生於世界各地藝術節側重戲劇表演互換的省思——「廣場」即韓語「廣場劇」（madang theatre）的泛稱。在戰後民眾的民主化運動中，韓國民眾戲劇工作者以深入傳統農民廣場劇的田野現場，再創作具當代精神的劇碼，一般通稱「廣場劇」。既然，廣場是民眾公享戲劇表演的場域，何不就稱此民眾戲劇的東亞聯結為「亞洲廣場」！
台灣與南韓、香港劇團具備共同的民眾戲劇經驗
全泰壹的素容停留於一張麻布上，然則，他的犧牲卻帶來廣大勞工運動的覺醒。相同地，發生於一九八○年五月的「光州事件」也以它非比尋常的記憶重力，根植於韓國民眾文化的土地上。廿五年的時間過去，東亞冷戰╱獨裁╱殖民主義的幽靈，依舊以不同的面貌盤據在被西方早期殖民主義所指稱的這塊「亞洲」上。為了脫去這幽靈在時空中散播的「咒語」，東亞各地泛稱「民眾劇場」的團體相約聚首光州。
台灣與南韓、香港的劇團具備共同的民眾戲劇經驗，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戲劇美學表現。台灣「差事劇團」以富於詩化的語言和身體，從一個老兵的骨灰揭露族群糾葛並探索敏感的身分認同主題。光州在地「神命」劇團的表演，則直接敷演光州受難子弟與雙親的故事。「神命」為典型經由傳統擷取民眾戲劇精神加以改編為當代議題的劇團，演出散發著一股強烈的民眾性，得以和現場觀眾高度共鳴。最重要的，當光州事件仍然深深紮根於韓國民眾生活當中時，抗爭與受難的「政治正確」並不妨礙劇場美學的表現，這是支撐一個戲劇演出的歷史╱社會背景。
香港「無聲天地」聾啞劇團在老牌義大利藝術喜劇導演Dan Chumley的驅動下，散發著緊湊的節奏感。這一向是Dan擅長的民眾戲劇手法。唯獨因改編自旅美高棉女作家 Loung Ung的自傳，不免場景過於切割，令人有不斷在翻閱中切斷視覺焦點的感受。另外，赤柬波布政權固然受毛派影響，在歷史進程中，演變為不可收拾的赤色獨裁與屠殺，此一事實倒底該如何與「毛派」進行聯想？又如何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區隔呢？是這齣在無言中傳達大量政治語言的戲碼中，最令人關切的面向。
中國大陸的現身，開啟亞洲民眾戲劇另一個章節
人們對「民眾戲劇」的界定感到焦慮。Dan以多年從事政治喜劇的口吻直接答話，說是涉及社會改造的劇場皆可稱為「民眾戲劇」。這樣的語言即便過於簡化，卻也逼近重點。東亞國家，以中國大陸和日本為例，既有侵略與反抗截然對峙的歷史，也在戰後經歷全然不同的政治╱經濟情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劇場在市場潮流中找尋生存縫隙，「民眾戲劇」這樣的稱謂與界定，在國家政治宣傳與資本市場的夾擊下，喪失登場的機會。因而，北京、上海劇團的參與，意義格外不容輕忽。十數年來，因著冷戰遺緒的衍生，亞洲民眾戲劇交流中，難有中國大陸具進步性質劇團的出現。這一次是計畫中的「意外驚喜」。
中國大陸的現身，開啟亞洲民眾戲劇另一個章節。此一章節將舖陳出何等場景，無論就美學表現或意識形態穿透而言，都充滿著可能和未知。顯然地，在開放改革資本浪潮衝激下，意欲從市場和國族雙重拑制下拚出一條血路的戲劇表現者，就意識形態的歸路，也有途徑的歧異。北京視毛派思想下無產階級文學、劇場的重新登場為批判性民眾文化之應然；城市開放性格較濃的上海，則殷切地將視線從古老大陸拉向「亞際」（民眾劇場工作者在亞洲交流時強調inter asia，亦即亞洲的互動、交流之意）。民眾戲劇工作坊的延伸是讓彼此視線得以交錯的必然，我想……。
從來，「亞洲」的美學論述或劇場實踐，都處於一個相互參照的過程中。這樣看來，上海劇團融合前衛性身體表達與相關冷戰帶來民族分裂與民眾糾葛的表現方法，恰恰與北京《切．格瓦拉》劇組的表演形成強烈對比。後者的劇場美學在「革命是不朽的」意象下翻轉。演員以專業學院訓練的身體客觀述說「革命」再現之可能或不可能，恰也對「革命」進行了「他者化」的歌頌！那麼，兩者如何相互參照呢？或許是民眾戲劇在中國大陸內部對話的開始。
以一種和記憶並置的安排與「光州事件」相互映現
「亞洲廣場」雖有日本地下帳篷劇團的參與，其現身情境卻有別於一般的參與。基於歷史上日本「脫亞入歐」的文化想像，並在大東亞共榮的主觀優越意識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以及在台灣、朝鮮的殖民佔領的反思…作為日本內部批判軍國主義及戰後資本主義擴張的一員，只能以置身於「亞洲廣場」的身體來表現光州的記憶與當下。
日本演出團體一張黑白的海報，意味深遠。上頭有一幅畫，經歐哲瓦特爾、班雅明收藏並詮釋後，出現了特殊意涵。即，畫上像芻像的人面對著的是驚恐的現在和過去；其背後則是人類在現今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未來。海報翻到背面，恰好有一張照片：是一個在烽火中睜亮黑眼珠的巴勒斯坦男孩。
「亞洲廣場」在光州，以一種和記憶並置的安排與「光州事件」相互映現。廿五年前的五月廿一日，光州人民以撲倒於血泊中的身體驅走軍隊的第一波鎮壓，並在奪取戒嚴部隊的槍枝後，成立了「市民軍」以保衛城市人民。「解放區」在全斗換政權高壓獨裁統治下，自主存在長達僅僅一週時間。五月廿七日子夜兩點，美軍卵翼下的第七空降師進城，在市政大廳的景南路上對「市民軍」展開血腥的掃盪。市民、學生死傷數以千計，並有無數參與運動的良心犯因而被捕入獄。整整為期一週的東亞民眾戲劇演出暨工作坊，便在曾經是監獄和軍法庭的「自由公園」中發生。
藝術總監張笑翼深有觸動底說，「白天是戰爭，夜晚是謀殺。」他對我說這句話的時刻，恰好瀕近二○○五年五月廿七日的子夜兩點，我們站在寒冷的夜色中，凝神貫注於光州在地一個稱作「本土」的民眾劇場的演出。
演出結束。時近子夜三點。市政大廳的門被離去的演員半掩著打開了良久。隔約五分鐘之後，演員現身謝幕，大廳裡冰冷的大理石梯階上，似乎無聲烙印著詩人金南柱為光州死難而寫下的詩行：
是五月的某一天
是1980五月的某一天
是1980五月光州某一天的夜晚
文字｜鍾喬 差事劇團藝術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