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先生（1910-1996）過世到這個月，剛好十週年。
中國人一談到現代劇場，沒人不知道曹禺，大家幾乎都讀過或看過他的作品。
文化老人巴金說：曹禺的《雷雨》是一部可以演，也可以讀的作品。
對岸的話劇研究所前所長田本相說：曹禺是中國話劇繼往開來的人物。
透過曹禺，我們可以走進華文戲劇殿堂，順便想想台灣現代劇場的經典在哪裡？
誰是曹禺？
曹禺是二十四歲就寫下了華文世界最常被演出的《雷雨》（1933）的劇作家。
二年後，他寫了《日出》。
再二年，他寫了《原野》。
三十歲前寫就的三個劇本，讓他成為劇本至今仍被持續搬演的劇作家。舞台劇、芭蕾舞劇、京劇、地方戲曲，乃至於張藝謀最新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也都選擇改編曹禺的作品。
說到中文現代劇場劇作家，老舍和曹禺的名字常被並駕提起。前者的《茶館》，幾乎就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同義詞。曹禺生前是這個劇院的院長，而且，他有三部、而不是一部作品，歷六十年仍被久演不衰。
曹禺不但是華文戲劇繼往開來的關鍵人物，也是大陸最早提倡「小劇場」創作的大老。他認為小劇場可以提供青年演員演出的機會，更能讓創作者進行許多實驗。
先生過世到這個月，剛好十週年。過去，我們不清楚大陸現代劇場發展的種種。現在，透過曹禺，也許可以帶我們走進華文戲劇的殿堂。
從劇場演出和閱讀劇本出發
現代世界劇場主流，大多由導演引領風騷。然而，不可否認的，每個民族的戲劇傳統，往往先由劇作家領銜寫下。
西元前的希臘，有寫下《伊底帕斯王》的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十九世紀末的挪威，易卜生（Henrik Ibsen）寫出影響中國「五四運動」的《玩偶之家》。年輕的美國，則有寫出《慾望街車》的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等大家。
中文世界的現代劇場傳統，從一九○七年，李叔同（即弘一大師）跟留日友人合組「春柳社」，在東京以白話文演出《黑奴籲天錄》起始，至今才剛要滿一世紀。華文現代劇場的耕耘期初期的創作，許多題材都急於反映歷史和社會問題。
當時，永恆性議題的探討，顯然會讓人覺得創作者不食人間煙火，創作者想要改造社會的迫切感也不能獲得滿足。倡導白話文運動，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早在上個世紀初，也曾下筆寫過反映社會應該接受自由戀愛而非盡信媒妁之言的《終身大事》。
本名萬家寶的曹禺，父親曾在黎元洪當總統的時候當過幕僚，家境優渥卻一直為父親鬱鬱不得志的低氣壓所籠罩。母親早逝，她的雙胞胎妹妹成了他的繼母，從幼兒時代就開始帶他看戲看電影。
曹禺念的天津南開中學，是中國當時話劇活動最活躍的學校，曾任中共總理的周恩來也是這個學校畢業的。他在學時，就頻繁參與演出活動。就讀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之後，更大量閱讀莎士比亞、易卜生和契訶夫作品。現在的清華大學舊圖書館二樓閱覽室，窗邊還保留著曹禺在溽暑揮汗寫劇本的座位。
憑藉戲劇現場感受的開啟，大量閱讀中英文劇本的學習和思索，曹禺二十歲出頭，就從生活中出發，開始在華文戲劇舞台上伸展拳腳。
站在比同時代人更高的角度進行創作
一九三○年代的中國，國家社會文化上面的動盪，讓人民感覺到變化正在發生，藝術家們更感覺到創作也該反映這樣的變局。
戲曲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梅蘭芳，甚至早在一九一三年的京劇舞台上，就穿起時裝演出反映時政的新戲。話劇界為了喚起國民關心國家的困境，更是大量演出「文明戲」來倡導文明。令人想起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台灣小劇場界也競相碰觸禁忌話題，嘗試在舞台當中反映社會求變的狀態。
曹禺同時代的劇作家，有人在作品中反映農村的破敗與問題所在，有人在呈現都市興起之後的道德問題，有人在呈現軍閥的腐敗，更有人在諷刺政府的無能。因為時代正在變動，所以，可以借題發揮的主題實在太多。曹禺和別人不同的是，他從生活出發，以自身的經驗轉化創造劇中人物，並借鏡西洋戲劇經典手法，豐富了華文戲劇創作初期的思想內涵。
「寫《雷雨》是在寫一首詩。」這是曹禺對於少作的整體描述。他為劇本出版所寫的〈序〉裡，還有著如下的說法：「我在發洩著被抑壓的憤懣，譭謗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個模糊的影像的時候，逗起我的興趣的，只是一兩段情節，幾個人物，一種複雜而又原始的情緒。」
從這兒，我們可以發現，曹禺跟同時代創作者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他並不是為了改變時政，或者要喚起民眾覺醒而寫，他的出發點並不是有目的性地想要說教，想要影響別人。正因為目的性不強，他的作品，反而在影響觀眾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之餘，還留下了藝術的底蘊，讓人回味再三。
華文戲劇發展初期，有不少創作者是有目的的想要匡正社會。生活在那樣時代氛圍裡的曹禺，雖然也受到影響。但是，他的生活經驗讓他筆下人物更為生動，他的閱讀經驗讓他筆下世界更有深度。換句話說，曹禺寫作時，已經站在比同時代人更高的角度來進行創作。
中共建國之後，曹禺位及「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北京人藝院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執行主席。大陸「大躍進」時期，抗洪鬥爭、乃至於文革時期，都有像是周恩來在內的高層，親自拜訪曹禺，要他為這些主題寫出新作。
雖然，曹禺後來還寫出了《北京人》（1941）、《家》（1942）、《膽劍篇》（1961）、和《王昭君》（1978）等作品。不過，觀眾和劇團的反應，都遠不及對他少作的喜愛。曹禺晚年一直在病榻上度過，他曾嘆息道：「明白了，卻殘廢了，這也是悲劇，很不是滋味的悲劇。」他更曾跟女兒萬方說：「我痛苦，我要寫出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然而，他最後並沒有如願。
文字｜李立亨 資深劇場工作者
曹禺作品「太像戲」，可是……
巴金：「《雷雨》是這樣地感動過我」
對大多數的台灣年輕讀者而言，曹禺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是對於四、五年級的中年讀者而言，曹禺卻是禁書時代的代表人物；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裡，一般書店裡找不到曹禺的著作，直到解嚴前十年，我們才開始有機會在台灣大學的小書攤上買到私下盜刊翻印的《雷雨》、《原野》、《日出》和《北京人》。
即將把《日出》搬上電視螢幕的製片徐立功說：「曹禺的書，當年就是禁書。就因為是禁書，所以讀起來格外帶勁，『好奇』是我們讀禁書的最大誘因。只是看完了書，一點都不了解為什麼這種書會是禁書，只因為作者是所謂的同情共產主義，主張社會改革運動的左翼文人，寫了一些揭發社會黑暗面的戲劇，書就這樣被禁了？現在想起來還真是很難理解的事。」
隨著解嚴帶來的社會開放，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不再是禁忌的話題，曹禺的書就和魯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人的著作一樣悄悄就鬆了綁，不再用偷嚐禁果的心情來看曹禺的書。然而，遠遠超過一個甲子的時代變遷，經典如何歷久彌新，不至於「古」典，不至於「老」朽，穿越時空長廊，與現代觀眾產生共鳴？
《雷雨》、《日出》、《原野》奠立他的文學地位
《雷雨》一開始就描述著，年老的周僕園，每年都要到一座改建為教堂醫院的古屋，探訪二個已經瘋癲的女人：一個是他年少時始亂終棄的侍女，一個是他後來結髮的年輕妻子。十年前的一個雷雨之夜過後，他一直孤身忍受著自己所犯罪孽的報應煎熬。
年輕時，他和侍女所生的孩子周萍，後來跟繼母發生亂倫關係。周萍的同母異父妹妹四鳳，後來到周公館幫傭，重蹈母親的覆轍，跟大少爺周萍相戀。一個雷雨大作的夜晚，各方人馬在周公館裡，發現了發生在二代之間的背叛、亂倫、兄妹戀等事實。
無法面對雙重打擊的四鳳，冒雨衝入花園，觸電而死。周萍因陷落雙重亂倫的罪惡，舉槍自盡。周家二代的恩怨，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以年輕人命運的結束，兩個母親的陷入瘋顛作終。
舞台上的周公館，像是禁梏年輕生命的中國傳統大家庭。專制暴戾的周僕園則是上一代頑冥不化的中國人代表，新思維新生活變化的種子，透過年輕人在這個封閉的舞台上出現。曹禺以精練的筆觸，描述了近十個上世紀初中國人的典型。
去年才以百齡高壽過世的作家巴金，說他看《雷雨》就像看托爾斯泰的《復活》之後，有著相同的感受：「我流過淚，但是落淚之後我感到一陣舒暢，而且我還感到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身內產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自私地獻出我的精力。《雷雨》是這樣地感動過我。」
《雷雨》發表後的四年，曹禺寫下的《日出》，更把戲劇時間鎖定在一個因為家道中落而淪為舞女的陳白露，在旅館房間內從傍晚到天明的遭遇，反映出社會的黑暗。陳白露最後雖然走上自殺之路，但是，劇終前的日出曙光，還是帶給人希望的。
接下來問世的《原野》，描述地方惡霸搶奪仇虎家的田產，害他家破人亡；被誣陷入獄的仇虎，逃回家鄉準備報仇。為了復仇，他殺了仇人的兒子，還帶他的妻子私奔。仇虎的悔恨與恐懼折磨著他，偕他出走的金子也驚慌不已。廣大的原野之前，復仇者因為忍受不住精神的煎熬，最後自殺身亡。
《原野》最後呈現的出逃之夜，仇虎心中出現閻羅和判官的幻象，樹林裡種種讓人心生恐懼的聲響，追捕隊的呼喊……，讓華文戲劇舞台，首度出現畫面、音效、想像的場景，融合成一幅讓人顫慄的戲劇化世界。這股野性的活力，也使得《原野》成了地方戲曲經常拿來改編演出的對象。
「太像戲」卻仍是華文戲劇久演不衰的經典
曹禺作品的戲劇性、事件和人物的衝突性，讓人覺得實在「太像戲」了。不過， 這些半世紀前的故事，卻是現今報紙或電視新聞上屢見不鮮的情節。曹禺的原著裡早已預見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導演只是再把這些規律點出來，歡眾如果從舞台裡閱讀吸收到這些訊息，一定會更佩服曹禺先生的真知卓見。
大陸不少人稱曹禺為「中國的莎士比亞」，這一點容或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們從他作品的不同詮釋版本不斷問世，故事背後所蘊含的中國社會性，筆觸的文學性，以及劇中人物的代表性，成就了華文戲劇久演不衰的經典。我們不得不問自己，台灣的現代劇場創作，到底有哪些作品曾被一演再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到底在哪裡？《雷雨》即將由曹禺曾經領導過的北京人藝，來到台灣的舞台演出。這場「雨」，相信可以讓我們在其中咀嚼思考自己的問題。（李立亨、廖俊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