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人物小檔案

▲出生於柬埔寨，少年時負笈中國，畢業於暨南大學歷史系。現為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副教授。

▲1983年移民澳洲，進入南澳表演藝術中心主修現代舞，展開專業表演生涯。曾任澳洲希尼 ONE EXTRA舞團、澳洲國家當代舞蹈劇院、坎培拉VIS-A-VIS 舞團主要舞者。

▲1989年獲選為澳洲最佳男舞者。1996年開始落腳台灣，近年往來於台灣、澳洲、香港及中國等地教學及編舞。
▲重要編舞作品：《BEVY》、《天堂鳥》、《支離破碎》等。演出作品：《沈香屑》、《蘆葦地帶》、《囍宴之後…》、《花月正春風…一個不能排練的即興曲》、《騷動的靈魂》、《蝕》、《天國出走》等。

去年大概是編舞家張曉雄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年了。三月底，就在舞蹈圈好友羅曼菲的告別式後不久，他發現自己腳底下長了惡性腫瘤，最壞的情況必須截肢阻斷癌細胞擴散。跳了大半輩子舞的張曉雄，怎麼也無法想像少了一條腿，不能跳舞的日子，一向樂天知命的他想了一個禮拜後，就跑到醫院找醫生報到，「我那時候心裡想，不能舞蹈了，還好我有一台電腦，存了很多照片，全是過去拍下的舞蹈攝影，這麼想，就想開了。」

這個生命重大的轉折，像是老天開了一個無足輕重的玩笑，第一次手術廣泛切除腳底表皮層後，竟奇蹟地發現癌細胞並沒有繼續蔓延；保住了一條腿，也不需要作化療，生命的無常讓張曉雄看待事情的方式更豁達，他語調開朗，一派淡然：「去年是我的本命年，四十八歲屬狗的都很慘，現在好一點了，慢慢等筋肉長回來，應該還是可以跳舞吧；不過腦子以為可以作很多動作，身體卻還不能跟上，有時候我還蠻享受那個疼痛的，慢慢去習慣吧，要放鬆一點不要太急。」

在逆境中不斷將生命推向高峰

原以為大病一場後，張曉雄會放慢創作的腳步，但他緊接著說：「或許我這個人命比較硬吧，越是挫折環境越能激發出一些東西。所以去年手術結束後，我推著輪椅回到排練場，用蕭斯塔可維奇的第八號絃樂四重奏，編了一支獻給曼菲的《浮生》，那首曲子原本是獻給二次大戰的倖存者的，旋律很heavy、很激昂澎湃，我聽了整整二十年，覺得那時候是最好的時機，有那個分量。然後去澳洲編了一台《迷狂之旅》，又帶著越界的舞者到北京雙城藝術節重演《支離破碎》。」

在逆境中不斷將生命推向高峰的力量，或許源於他從小在逃難中求生存的成長背景。生長於時局動盪的年代，編舞家張曉雄從出生地柬埔寨，因一九七○年中南半島戰爭擴大的波及，流亡到越南。當時才十一歲的他，被迫和家人離散，在不同的寄養家庭中度過顛沛的一年，其間他歷經小販、家庭代工、印刷廠工人、包裝工人等童工生活，這些童年場景對他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一九七一年底，張曉雄一家團聚，結束流亡生涯，他轉往大陸杭州附中唸書，加入學校舞蹈隊，才正式踏入舞蹈的領域。

生命的美，往往幫你渡過難關

張曉雄說：「中學時我經過學校的舞蹈社團，看到同學們一面唱歌一面跳舞，雖然唱的是革命歌曲，整體形式卻洋溢著愉悅快樂，讓我這個孤獨的小孩很感動，心想這正是我生活中缺乏的部分。」從小流離失所，因為害怕孤獨，所以擁抱舞蹈，是張曉雄想要跳舞的起點；但說到底，也是遺傳了母親對美好事物追求的熱愛：「我記得逃難時，母親什麼東西都可以不要，但就堅持要帶著咖啡；文革的時候，我回北京探望我媽，穿過壅塞的胡同，走道上擠滿了受文革迫害的群眾，一進去就聞到一股可口的香味，我媽打扮非常時髦，一身洋裝漂漂亮亮，在酒精燈上烤對蝦，這畫面是蠻有趣的，回想起來，她幾次在戰亂死裡逃生，無不靠的就是對生命的熱情；生命的美，往往幫你渡過難關。」

雖然大學念的是歷史和文學，不過張曉雄從沒放棄過跳舞。一九七八年暨南大學復辦的第一年，他幫學校創立了第一個舞蹈社團，帶領二十四個同學南征北討，參加各種舞蹈比賽，拿了些獎。甚至他們全家從大陸移民至澳洲的前夕，張曉雄在等待簽證核發的八個月中，他也參加北京的中國歌劇舞劇院的課程，學習各類型的中國古典舞。進入澳洲後，因為母親的關係，張曉雄義務到中華會館授課，並在因緣際會下展開專業舞者的生涯。

張曉雄笑說，當時澳洲跳現代舞的人認為他身上充滿了葛蘭姆的技巧，但他壓根就不知道葛蘭姆是誰，「或許是因為東方舞蹈的身型技法和葛蘭姆從東方探索源發的舞蹈技巧很相似吧。」張曉雄表示，決定當個現代舞者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大賭注，因為在中國想成為職業舞者的人，超過十五歲就是癡人說夢了，何況當年他已經是二十五歲「高齡」。於是，他給自己兩年的時間在南澳表演藝術中心修習現代舞，而他也不負期待，在校期間跳舞和創作都有輝煌的成績，屢次以學生舞作打入澳洲最重要的阿得雷得藝術節，畢業後還進入澳洲國家當代舞蹈劇場擔任重要舞者。

「記憶」是舞作中永恆的主題

或許身上融匯著深厚的東西方舞蹈技巧，張曉雄的創作機會頗為人所稱羨，經常往來於澳洲、香港及中國等地教學及編舞；如同他早年的流離奔波，這樣的各地往返對他而言早就習以為常，不過在他內心深處還隱隱思考著文化認同、尋找一個落根之處的想望。於是，一九九六年在羅曼菲的邀約下，張曉雄來到台灣，參與台北越界舞團演出，並在北藝大舞蹈系開課，這一待就是十年。

張曉雄的作品，經常碰觸不同的「記憶」，像是《天堂鳥》以東南亞最常見的植物象徵母親的形象，其中一段曼菲、鄭淑姬和楊玉琳母女三人舞，令人動容；《Bevy》重新拼貼旅人在不斷地被放逐、到自我放逐的過程中，一段又一段逝去的時光之間，過往旅程的記憶片段；《支離破碎》則處理舞者和逝去的父親之間的對話。「『記憶』或許是我舞作中永恆的主題，我永遠記得十一歲離開家裡的時候，唯一從家裡帶走的，只有一桶餅乾桶和一床小時候蓋的被子，記憶是無形也是人家拿不走的東西；對記憶的儲存和整理伴隨著我整一個青少年時期，甚至可能影響我一輩子。」

也因為早年生命中有一大段的空白，張曉雄學攝影，把人生的每個階段都透過膠捲，存進記憶相簿，從中學時第一次拿起海鷗牌相機，小心翼翼地拍出僅有的六張底片，到現在累積大量的攝影作品。去年罹病時，他埋首相片中，將兩萬多張照片一一掃進電腦裡，數百封家書和朋友來信，也重新影印整理成冊；而走進他在關渡山頭的住居，更讓人有闖入時間之屋之感，裡頭盡是古董櫥櫃、傢俬等古物，時間於此凝止。

總是凝止在最美麗的時刻

看著張曉雄為新作《支離破碎2—浮士德之咒》拍攝的相片，背著一對翅膀的男子，肉身彷彿被遺忘的神祇，墮落人間的折翼天使，在慾望俗世翻騰、束縛著，尋求救贖而不可得，死亡迫在眼前，青春的美好稍縱即逝。

如電影般高潮迭起的人生，張曉雄以不急不徐的語調說來，像是說著別人的故事，尤其當他娓娓述說他年幼經歷中南半島戰爭的身世時，那戰火轟隆、流離失所的斑駁滄桑，自然喚起電影或小說中相似的場景記憶，或因此，不自覺地為張曉雄的身世渲染上幾筆傳奇色彩。我想起來，那樣的疏離感就像希臘電影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長鏡頭，總是凝止在最美麗的時刻，而「戰爭」畢竟是個對我們這一代而言，太過遙遠且生疏的名詞，我們卻因對那樣場景或多或少存有惻隱的想像，而觸動內心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