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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生代建築師的作品,普遍具有強烈的極簡美學風格。圖為由金憲所設計的韓國坡州文化特區辦公室,有著單純俐落與簡潔的風格。(阮慶岳 提供)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Minimalism 極簡,不只是主義 建築極簡風 屬於工業社會的空間美學

極簡建築 洞見未來的生活型態

附:五位不可不知的極簡建築師

極簡風自一九八○年代後期,持續主導著建築與空間美學領域,聲勢興旺不墜。然而整個現代主義的精神,從二十世紀初期的包浩斯(Bauhaus)開始,其實一直就是對簡約有著極高的崇尚態度。雖然「極簡」的名稱,是後來才出現的,可是這樣的本質,卻一直牢牢地與整個二十世紀的現代建築共生並存。

極簡風自一九八○年代後期,持續主導著建築與空間美學領域,聲勢興旺不墜。然而整個現代主義的精神,從二十世紀初期的包浩斯(Bauhaus)開始,其實一直就是對簡約有著極高的崇尚態度。雖然「極簡」的名稱,是後來才出現的,可是這樣的本質,卻一直牢牢地與整個二十世紀的現代建築共生並存。

關於這個,就從為現代主義建築定調的包浩斯說起吧!一九一九年葛羅培斯在德國當時的首都威瑪,創辦了現代主義搖籃的包浩斯,這是一個設計藝術學校,更是一個類同公社的美學運動中心。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空間美學變化

當時的歐洲,正面臨由農業社會轉變到工業社會的巨大衝擊,新的工業材料大量出現,建築的工法與型態直接面對挑戰,而人口大量地由鄉村遷入都市,使都市出現各樣問題,譬如空間壅塞、交通混亂、空氣污濁、下水道不足等,這都是迫切等待建築師們回應的時代問題。

而這時另外要面對的另一個重大議題,是大批出現的工人階級,與他們生活需求的一切,包括衣食住行育樂,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階級新品味。包浩斯的一個主調,就是想以量產的工業製品,提供符合工人階級的新建築與空間美學。

這裡面當然有著對資產階級布爾喬亞品味的批判與攻擊。葛羅培斯擔任十一月集團(Novembergruppe)藝術工作會主席時,該集團曾發表宣言說:

「畫家、建築師、雕刻家,你們這些從提供資產階級虛榮、高傲、無聊作品而得利的傢伙們,聽著!這些錢沾著成千窮苦人們的血汗與精力。聽著!這是齷齪的利益……我們必須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必須燃起社會主義者最高的美德:四海之內皆兄弟。」

以此說明想揚棄資產階級美學,尋求工人階級美學的意圖。

當時那些生活在包浩斯裡的年輕建築師及藝術家,常掛在口裡的就是「從零開始」。這不只意味著要跟過去的時代一刀兩斷,也呼應了極簡風格大師密斯(Mies van der Rohe)的經典名言“Less is more”。也就是說,現代主義裡面的簡約風格,是對工人階級美學需求的回應,必須用最少的材料、裝飾與費用,來滿足低收入者的需要。

極簡美學,佔據現代主義的核心

密斯的作品清楚說明了這樣時代下,簡約風格為何會出現,與如何形塑這種新美學的實證。他以新建材的鋼及玻璃來設計建築,規格化的簡約美學,某種清教徒般自律個性,譜出現代主義的基本調性。二次戰後一度蔚為風潮的「國際式樣」(玻璃帷幕的方形鋼骨大樓),就是密斯風格的全球蔓延展現證據。

當然這樣以極簡為尚的美學觀念,就牢牢地佔據了現代主義的核心。在二十世紀後期,當中產階級已經興起,崇尚華麗裝飾與有享樂傾向的布爾喬亞品味,又悄悄回復的時候,依舊堅固盤據著美學價值的中心位置,甚至能把工人階級的清貧儉約美學,強力灌入資產階級的美學價值裡。

這裡面其實是有著巨大的矛盾的。一九七○年代范求利(R. Venturi)對現代主義批判的書籍《建築的複雜與矛盾》,引領了十餘年反撲的後現代風潮,就是對這樣美學與階級間矛盾的強力質疑。

密斯的代表作品,可以用一九二二年巴塞隆納的國際博覽會德國館為例,這間小巧卻極度優美的展覽館,雖然在展覽結束就被拆除,卻對全世界造成巨大的影響,並在前幾年經由建築界呼籲,而重新又復建起來。台灣最具代表的極簡建築,可能是極受密斯影響,王大閎戰後來台的第一間自宅了,可惜這房子也被拆除,雖有專業界呼籲重建,但仍不見具體反響。與極簡相反的後現代主義,在台灣也有受到明顯的影響,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可能是李祖原在敦化北路與長春路交口的宏國大樓,形式與符號的繁複,都與極簡風格大唱反調。

合乎工業社會需求的「遊牧」簡約生活形式

二十世紀後半段,最能對新的「極簡」生活模式,提出先知般預告的,應該是六○年代來自倫敦的「建築電訊」團體(Archigram)了。他們看出來工業社會人們的生活模式,已經與農業社會以土地為歸屬的生活方式不相同了,反而必須如游牧者日日逐水草而居,一切都必須簡單以方便移動。因此「極簡」的生活觀,就忽然有了全新的意義了。

「建築電訊」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紙上建築師,他們當年只是一群剛離校門,對現實建築環境極度不認同,只好以地下雜誌的方式,發表他們對建築的想像。他們認為未來的生活形式,應該是以人的身體為中心,建築(甚至都市)都要配合身體的移動性,因此可攜、可藏、可棄的建築品質是必要的。

我們只要想像游牧民族的家與建築,就可明白固定性與永久個性的不必要,以及簡單生活的必然性了。也就是說,整個大時代正在向我們呼喚,要我們揚棄農業時代崇拜積累與固定永久的思維模式,而選擇可以自在遊走的簡約生活模式。

這樣的生活模式,自然會影響到建築與城市的設計規劃方式。「建築電訊」當年卡通般繪出的Walking City(行走的城市)、Plug-in City(插頭城市),以及可攜的氣囊住宅等,都準確預告了時代游牧性格的未來走向。

不只是美學,更是一種生活方式

極簡風格與游牧性格,其實是相當吻合的,這也與不婚、少子的態度相關!「後現代主義」當初出現來,意圖反撲現代主義的簡約風格,終於在八○年代後期,因不能與生活型態結合,最終宣告失敗,因為建築反映的不只是形式美學,而是生活觀。

所以若要仔細回顧「極簡主義」,就不能單單從美學風格與形式來看,因為其實它還反映出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位置點,以及這樣大環境裡、人類的生活型態為何的問題。

極簡不只是美學,更是一種生活方式。

 

文字|阮慶岳 作家、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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