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勒的母親,一路支持他走音樂之路。(本刊資料室 提供)
馬勒的母親,一路支持他走音樂之路。(本刊資料室 提供)
大師.經典 Maestro and Master piece 馬勒的永恆之愛

她們的愛 滋養了非凡樂章

馬勒身旁的女人們

作為天才橫溢的指揮家與作曲家,馬勒背後當然少不了偉大的女人「們」——從一路支持他走音樂路的母親,到生命中幾段深刻的戀情,以及他至愛也傷他至深的妻子愛爾瑪——都在他的人生與音樂中留下深刻軌跡。

作為天才橫溢的指揮家與作曲家,馬勒背後當然少不了偉大的女人「們」——從一路支持他走音樂路的母親,到生命中幾段深刻的戀情,以及他至愛也傷他至深的妻子愛爾瑪——都在他的人生與音樂中留下深刻軌跡。

作者按:僅為閱讀趣味,本文特以馬勒第一人稱寫作,不偏史實,特此說明

 

我是古斯塔夫.馬勒,一八六○年七月七日出生於德國境內的波希米亞村莊Kalischt,家中排行老二,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過世一百周年的紀念。很高興在我蒙主寵召一個世紀之後,後輩指揮與樂迷們仍然對我的音樂有著濃厚興趣。

就像那句俗諺,「一個成功男人背後,至少有一位偉大的女人。」我想來談談自己身邊的女人,說說她們對我人生重要的影響,以及我眼中的她們。

明理的母親  一直支持音樂路

先來談談我生命中的第一個女人,母親。受過良好教育行動略為不便的母親(Marie)來自肥皂商家庭,她與從小自學、從事酒館生意的父親(Bernhard)不甚幸福且勉強結合的婚姻中,居然生了十四個小孩,身體瘦弱卻又必須負擔沉重家務,幾乎可說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而且一再懷孕的她,生下的孩子其中有八個夭折,包括我的哥哥,因此我從小就成為從活下來的六個孩子中的長子,心中油然而生保護弟妹與母親的責任感。

母親除了無奈地接受孩子相繼過世的命運外,還要忍受我老爸粗暴專橫的拳打腳踢與外遇,每次當父母有衝突爭執時,音樂就是孩提時的我的最佳避風港,因此在我心底對母親是十分憐惜的。

我還沒上學前就能在鋼琴上即興彈奏,勢利且酒館生意有賺錢的父親,在我六歲時買鋼琴給我、送我去學琴,希望我有天能變成知名演奏家、光耀門楣賺大錢。不過當我十五歲進入維也納音樂院之後,我決定放棄鋼琴演奏改主修作曲,一度父親不諒解,所幸明理的母親一直很支持我的音樂路。

女高音之戀與不倫姊弟戀

大家都知道我是指揮歌劇起家,也不知怎麼搞的,指揮生涯中我對懂音樂、學音樂的女生尤其是女聲樂家格外有一份好感,在這期間我談過幾段感情,有長有短,但嚴格說來並不順遂。十九歲那年初我愛上自己的家教學生,這段短暫無望的單戀促使我寫了三首歌曲。一八八三年擔任德國卡塞爾歌劇院指揮時,愛上劇院的女高音喬安娜.李希特(Johanna Richter),這段戀情促成我完成第一部傑作《遠方旅人之歌》Fahrenden Gesellen。另外,卅五歲時我在漢堡國家劇院時也跟女高音安娜.米爾登布格(Anna Mildenburg)譜出一段迫於輿論無疾而終的戀情。

不過,先前幾段戀情顯得無關緊要,接著我要提自己都有點難以面對的緋聞了。一八八六年廿七歲的我在萊比錫歌劇院時,認識寫《魔彈射手》的已故德國作曲家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的孫子,從他手上取得韋伯喜歌劇《三隻斑馬》Die drei Pintos的手稿,我花了兩季時間研究、修改該劇,並於一八八八年指揮首演它,紅遍了德國讓我出盡鋒頭。不過,當時我也跟韋伯的孫媳婦韋伯夫人(Marion Weber)傳出不倫之戀!韋伯夫人大我七歲,雖然我們真心相戀,但世俗限制讓我們無法在一起。

研究我的音樂學者Paul Stefan曾說:「馬勒知音孟根堡(Mengelberg)發現馬勒的《第一號交響曲》是如此完美與獨創,他推測可能不是馬勒真正的《第一號交響曲》,果然後來他在馬勒萊比錫時代的情人,也就是音樂大師韋伯的孫媳婦韋伯男爵夫人的檔案上,發現了四首馬勒年輕時代的交響曲習作。」而我與韋伯夫人刻骨銘心、不為世俗接納的愛戀,你們可以從我《第一號交響曲》第四樂章的〈從地獄到天堂〉,在這裡我從疲憊的絕望中奮起,並描繪戰勝失戀之苦的快樂心情。

紅顏知己納塔莉提供創作意見

另外,我還要提在我卅歲左右,也就是創作《第三交響曲》期間所交往的一位紅粉知己,中提琴家納塔莉.鮑爾-雷赫娜(Natalie Bauer-Lechner,1858–1921),我們交往的期間,從一八九○年她離婚一直到一九○二年我與愛爾瑪在一起為止。

一八九○年她離婚之後,開始寫信給我,要我離開維也納,跟她到布達佩斯旅行,此時我正享受擔任皇家歌劇院的總監所帶來的第一個職業上的成功,之後我到漢堡工作,她又在布達佩斯多次寫信來邀約。這時我的父母才剛過世不久,妹妹尤斯汀娜跟我同住並照顧我的起居,納塔莉不僅是好朋友、音樂知己,更幾乎成為家庭成員,共同跟我妹妹尤斯汀娜照顧我的起居,經常陪著我爬山、騎車,在大自然中促膝長談。

因為深厚的音樂素養,她在跟我談起音樂中的技巧與美學時,比其他人更投機,因此在卅多歲充滿創造力的生命階段,她提供我許多創作意見,主要是像《第三號交響曲》結構、曲式、內容的預先討論與執行的可行性。這些內容我在創作期間並沒有公開示眾,但卻與納塔莉私下討論、記錄,可見當時她在我心中的地位。

她也的確對我用情頗深,就像扮演著母親的角色,一方面我的伊底帕斯戀母情結需要,讓我曾經考慮是否要娶她為妻,另一方面我也曾受不了地抗議,要求尤斯汀娜可否有一個夏天不要有納塔莉加入。不過,當我嚴肅地思考自己的不朽,納塔莉的年紀已經進入四十,在當時已經是無法安全生育的年齡。另外,如果你看過她的照片,她並不是一個外表吸引人的女人。後來成為我妻子的愛爾瑪也曾要求我殘酷地告訴納塔莉:「我不能娶妳,我只能跟漂亮女人結婚。」

當沙文主義的馬勒遇上愛爾瑪

我想讓大家知道,我心中最無法容忍的女人,就是外表邋遢、儀容不整,要知道我是個公眾人物,一站出來就有個樣子,端不上檯面的女人我絕對無法多看一眼,所以大家能理解為何我無法跟納塔莉修成正果的原因。女人可以有才氣,但卻要完全以我為主。

另外,我的女人還必須能夠忍受孤獨,當身為創作者的我專心作曲時,我的女人就要安靜地閃開。我不想見妳,妳就必須消失,我對妳疏遠、冷淡或不滿,妳沒資格生氣。我的妻子跟我生活在一起,但必須同意跟我分房而居,兩人的房間中間還要隔幾個房間,我要有自己獨立出入的房門。

看了這些要求,大家可能覺得我很沙文主義、很機車、甚至有病,但這就是我對我女人的要求。愛爾瑪是我感情上的最後一個女人,而我不僅不是愛爾瑪的第一個男人,也不是她的最後一個。但不管怎麼說,我是這樣地愛她。

當時才貌雙全、活耀於維也納社交圈的她,初吻獻給了完成《貝多芬飾帶》Beethoven-Fries(1902)的大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1862-1918),他同時也是維也納分離派及奧地利裝飾主義運動的創建者,他可以說是愛爾瑪愛情的起點。

另外愛爾瑪也是作曲家齊姆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1872-1942)的學生,她一邊學作曲、一邊談戀愛。說實話,跟我相比齊姆林斯基的才氣與創作力遠遜於我,不過能跟愛爾瑪認識,還真要感謝他。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四十一歲的我,在某個社交場合遇到愛爾瑪,她當面向我抗議,抗議為何長期忽視齊姆林斯基寄給我的作品,擱置不演出,她認為那是首傑作。當時我就對這個小我廿歲,膽識過人、風華絕代的小辣椒留下深刻印象,之後就假借要幫她演出齊姆林斯基作品為由,對她展開了猛烈的情書追求,其中還包括一封長達十一頁信紙的長信。

被壓抑也被熱愛的小妻子

當時正值我回到維也納,我的作品並未得到真正重視,藝文界的批評仍烈,《第四號交響曲》的慕尼黑首演仍慘遭失敗,藝界更評之為「瘋狂的音樂」,讓我的心情跌落谷底。不過,低潮時刻卻出現了我的愛爾瑪、我的幸福、我的真愛。一九○一年十二月底,兩人宣佈正式訂婚,兩人相識四個月後閃電結婚步入禮堂,而且我滿懷喜悅期待新婚妻子腹中第一個孩子的到來。

婚後,我的大男人主義,逼迫愛爾瑪放棄她三腳貓的作曲工作,專心相夫教子,為我抄譜,陪我到世界各地指揮,她成了我音樂創作的源泉、工作幸福動力,也是生活中的安定要素,最後卻也成為心中最終的痛楚與牽掛!事實上,從我倆認識、結合、生活衝突、直到我死亡,愛爾瑪與我的關係是很糾結的,她是我渴望的完美愛情,但我對她所做的一切卻又背離長遠的愛情。

愛爾瑪曾這樣說過我:「馬勒是做著夢度過童年的,我從未見過任何人像他這樣旋風式地改變情緒。」「馬勒長久以來呼風喚雨,眾人莫不臣服,以致他極其獨立,感到高處不勝寒。」這些話語充滿著對我的崇拜卻也有相當程度的不滿。先前各位看到我對女人、妻子的要求,其實就是我寫給愛爾瑪的愛妻生活守則,我如暴君一般的指揮家性格絲毫沒有在婚姻生活中讓步。

而我對愛爾瑪的愛可以說盡是蕩漾在音符中,我與她熱戀時譜寫《第五號交響曲》的稍慢板樂章,被譽為廿世紀最美的音樂情書,因而一舉擄獲她的芳心。此曲到了廿世紀中葉也被導演維斯康提用於電影《魂斷威尼斯》中當配樂。另外《第六號交響曲》第一樂章的第二主題,小提琴展現熱烈飛揚的音符,就是愛爾瑪美麗奔放的象徵。

一九○四年我們第二個女兒出生,正當沉浸家庭歡樂氣氛時,我也完成了充滿悲劇色彩的《第六號交響曲》,並著手根據呂克特詩集譜成的《悼亡兒之歌》Kindertotenlieder。妻子愛爾瑪回憶:「半小時前,他還擁抱親吻初生的小寶貝,轉身隨即投入死亡作品的創作,轉變之巨令人害怕。」

外遇事件後以《千人》題獻示愛

愛爾瑪在精神調養階段,接受醫生所開的跳舞處方,因此在跳舞場合認識了小她四歲、年輕有為的建築師葛魯佩斯,葛魯佩斯對她驚為天人並迫不及待展開追求,兩人陷入熱戀(日後成為愛爾瑪的第二任丈夫)。

愛爾瑪面對抉擇,在那個當下她還是顧念夫妻情面選擇了我,她說:「我根本不能想像沒有他的日子….更別說是和另一個男人一起過日子。我常常會想要自己一人到別處展開新生活,但從來沒想過和另外一個人的可能。馬勒是我生命的中心。」而我也忽然醒悟到對她長久的忽視,之後給她寫信說:「如果你當時離開我,我會像沒了空氣的火焰遽然而熄。」這個出軌事件使我對她加倍關懷體貼,深怕失去我的最愛,甚至協助出版她的曲譜。

《第八號交響曲「千人」》規模龐大,指名獻給愛爾瑪,作為我自己對她無盡深愛的宣示,也是自我掙扎與救贖的展現,這也是我唯一一首有題獻者的交響曲。我先前所有的交響曲之於此曲而言,都不過是序曲。這也是我至今所創作過最偉大的作品,我從不吝嗇自己對《千人》的讚許。

其實《千人》一九一○年九月十二日首演前的八月廿五日,我帶著一顆沉重的心來到荷蘭的萊頓(Leiden),與知名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相約在此討論他破碎的婚姻,佛洛伊德說,我是戀母情結,愛爾瑪是戀父情結,兩人應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卻被時代捉弄。這時距離我告別人世只剩八個月又廿四天。

「為你而生!為你而死!愛爾瑪」

我生命中未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開頭的音樂,甜蜜到窒息,心痛到淌血,泣訴到斷腸,纏綿到地老天荒。不協合音在絕頂處拔高,延長到聽覺的極盡才解決。但在最後一頁手稿上,潦草地寫有「為你而生!為你而死!愛爾瑪」,斗大而令人震顫的字句,因為我當時完全意識到自己風中殘燭的生命,而卅二歲的艾爾瑪卻像是綻放的鮮花,情敵已虎視眈眈,準備接手當下一個丈夫。果然,葛魯佩斯在歷經一番追求後,於一九一五年與愛爾瑪修成正果。

我死了之後,愛爾瑪還多活了五十三年,依然情史不絕……好了,我跟我的女人們的故事講完了,有些部分或許顯得無聊冗長,但有些部分在當年可是比八點檔的肥皂劇還精采呢……下回聆聽我音樂時加進這些女人元素,肯定聽來更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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