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天才橫溢的指揮家與作曲家，馬勒背後當然少不了偉大的女人「們」——從一路支持他走音樂路的母親，到生命中幾段深刻的戀情，以及他至愛也傷他至深的妻子愛爾瑪——都在他的人生與音樂中留下深刻軌跡。
作者按：僅為閱讀趣味，本文特以馬勒第一人稱寫作，不偏史實，特此說明
我是古斯塔夫．馬勒，一八六○年七月七日出生於德國境內的波希米亞村莊Kalischt，家中排行老二，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過世一百周年的紀念。很高興在我蒙主寵召一個世紀之後，後輩指揮與樂迷們仍然對我的音樂有著濃厚興趣。
就像那句俗諺，「一個成功男人背後，至少有一位偉大的女人。」我想來談談自己身邊的女人，說說她們對我人生重要的影響，以及我眼中的她們。
明理的母親 一直支持音樂路
先來談談我生命中的第一個女人，母親。受過良好教育行動略為不便的母親（Marie）來自肥皂商家庭，她與從小自學、從事酒館生意的父親（Bernhard）不甚幸福且勉強結合的婚姻中，居然生了十四個小孩，身體瘦弱卻又必須負擔沉重家務，幾乎可說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而且一再懷孕的她，生下的孩子其中有八個夭折，包括我的哥哥，因此我從小就成為從活下來的六個孩子中的長子，心中油然而生保護弟妹與母親的責任感。
母親除了無奈地接受孩子相繼過世的命運外，還要忍受我老爸粗暴專橫的拳打腳踢與外遇，每次當父母有衝突爭執時，音樂就是孩提時的我的最佳避風港，因此在我心底對母親是十分憐惜的。
我還沒上學前就能在鋼琴上即興彈奏，勢利且酒館生意有賺錢的父親，在我六歲時買鋼琴給我、送我去學琴，希望我有天能變成知名演奏家、光耀門楣賺大錢。不過當我十五歲進入維也納音樂院之後，我決定放棄鋼琴演奏改主修作曲，一度父親不諒解，所幸明理的母親一直很支持我的音樂路。
女高音之戀與不倫姊弟戀
大家都知道我是指揮歌劇起家，也不知怎麼搞的，指揮生涯中我對懂音樂、學音樂的女生尤其是女聲樂家格外有一份好感，在這期間我談過幾段感情，有長有短，但嚴格說來並不順遂。十九歲那年初我愛上自己的家教學生，這段短暫無望的單戀促使我寫了三首歌曲。一八八三年擔任德國卡塞爾歌劇院指揮時，愛上劇院的女高音喬安娜．李希特（Johanna Richter），這段戀情促成我完成第一部傑作《遠方旅人之歌》Fahrenden Gesellen。另外，卅五歲時我在漢堡國家劇院時也跟女高音安娜．米爾登布格（Anna Mildenburg）譜出一段迫於輿論無疾而終的戀情。
不過，先前幾段戀情顯得無關緊要，接著我要提自己都有點難以面對的緋聞了。一八八六年廿七歲的我在萊比錫歌劇院時，認識寫《魔彈射手》的已故德國作曲家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的孫子，從他手上取得韋伯喜歌劇《三隻斑馬》Die drei Pintos的手稿，我花了兩季時間研究、修改該劇，並於一八八八年指揮首演它，紅遍了德國讓我出盡鋒頭。不過，當時我也跟韋伯的孫媳婦韋伯夫人（Marion Weber）傳出不倫之戀！韋伯夫人大我七歲，雖然我們真心相戀，但世俗限制讓我們無法在一起。
研究我的音樂學者Paul Stefan曾說：「馬勒知音孟根堡（Mengelberg）發現馬勒的《第一號交響曲》是如此完美與獨創，他推測可能不是馬勒真正的《第一號交響曲》，果然後來他在馬勒萊比錫時代的情人，也就是音樂大師韋伯的孫媳婦韋伯男爵夫人的檔案上，發現了四首馬勒年輕時代的交響曲習作。」而我與韋伯夫人刻骨銘心、不為世俗接納的愛戀，你們可以從我《第一號交響曲》第四樂章的〈從地獄到天堂〉，在這裡我從疲憊的絕望中奮起，並描繪戰勝失戀之苦的快樂心情。
紅顏知己納塔莉提供創作意見
另外，我還要提在我卅歲左右，也就是創作《第三交響曲》期間所交往的一位紅粉知己，中提琴家納塔莉．鮑爾-雷赫娜（Natalie Bauer-Lechner，1858–1921），我們交往的期間，從一八九○年她離婚一直到一九○二年我與愛爾瑪在一起為止。
一八九○年她離婚之後，開始寫信給我，要我離開維也納，跟她到布達佩斯旅行，此時我正享受擔任皇家歌劇院的總監所帶來的第一個職業上的成功，之後我到漢堡工作，她又在布達佩斯多次寫信來邀約。這時我的父母才剛過世不久，妹妹尤斯汀娜跟我同住並照顧我的起居，納塔莉不僅是好朋友、音樂知己，更幾乎成為家庭成員，共同跟我妹妹尤斯汀娜照顧我的起居，經常陪著我爬山、騎車，在大自然中促膝長談。
因為深厚的音樂素養，她在跟我談起音樂中的技巧與美學時，比其他人更投機，因此在卅多歲充滿創造力的生命階段，她提供我許多創作意見，主要是像《第三號交響曲》結構、曲式、內容的預先討論與執行的可行性。這些內容我在創作期間並沒有公開示眾，但卻與納塔莉私下討論、記錄，可見當時她在我心中的地位。
她也的確對我用情頗深，就像扮演著母親的角色，一方面我的伊底帕斯戀母情結需要，讓我曾經考慮是否要娶她為妻，另一方面我也曾受不了地抗議，要求尤斯汀娜可否有一個夏天不要有納塔莉加入。不過，當我嚴肅地思考自己的不朽，納塔莉的年紀已經進入四十，在當時已經是無法安全生育的年齡。另外，如果你看過她的照片，她並不是一個外表吸引人的女人。後來成為我妻子的愛爾瑪也曾要求我殘酷地告訴納塔莉：「我不能娶妳，我只能跟漂亮女人結婚。」
當沙文主義的馬勒遇上愛爾瑪
我想讓大家知道，我心中最無法容忍的女人，就是外表邋遢、儀容不整，要知道我是個公眾人物，一站出來就有個樣子，端不上檯面的女人我絕對無法多看一眼，所以大家能理解為何我無法跟納塔莉修成正果的原因。女人可以有才氣，但卻要完全以我為主。
另外，我的女人還必須能夠忍受孤獨，當身為創作者的我專心作曲時，我的女人就要安靜地閃開。我不想見妳，妳就必須消失，我對妳疏遠、冷淡或不滿，妳沒資格生氣。我的妻子跟我生活在一起，但必須同意跟我分房而居，兩人的房間中間還要隔幾個房間，我要有自己獨立出入的房門。
看了這些要求，大家可能覺得我很沙文主義、很機車、甚至有病，但這就是我對我女人的要求。愛爾瑪是我感情上的最後一個女人，而我不僅不是愛爾瑪的第一個男人，也不是她的最後一個。但不管怎麼說，我是這樣地愛她。
當時才貌雙全、活耀於維也納社交圈的她，初吻獻給了完成《貝多芬飾帶》Beethoven-Fries（1902）的大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1862-1918），他同時也是維也納分離派及奧地利裝飾主義運動的創建者，他可以說是愛爾瑪愛情的起點。
另外愛爾瑪也是作曲家齊姆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1872-1942）的學生，她一邊學作曲、一邊談戀愛。說實話，跟我相比齊姆林斯基的才氣與創作力遠遜於我，不過能跟愛爾瑪認識，還真要感謝他。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四十一歲的我，在某個社交場合遇到愛爾瑪，她當面向我抗議，抗議為何長期忽視齊姆林斯基寄給我的作品，擱置不演出，她認為那是首傑作。當時我就對這個小我廿歲，膽識過人、風華絕代的小辣椒留下深刻印象，之後就假借要幫她演出齊姆林斯基作品為由，對她展開了猛烈的情書追求，其中還包括一封長達十一頁信紙的長信。
被壓抑也被熱愛的小妻子
當時正值我回到維也納，我的作品並未得到真正重視，藝文界的批評仍烈，《第四號交響曲》的慕尼黑首演仍慘遭失敗，藝界更評之為「瘋狂的音樂」，讓我的心情跌落谷底。不過，低潮時刻卻出現了我的愛爾瑪、我的幸福、我的真愛。一九○一年十二月底，兩人宣佈正式訂婚，兩人相識四個月後閃電結婚步入禮堂，而且我滿懷喜悅期待新婚妻子腹中第一個孩子的到來。
婚後，我的大男人主義，逼迫愛爾瑪放棄她三腳貓的作曲工作，專心相夫教子，為我抄譜，陪我到世界各地指揮，她成了我音樂創作的源泉、工作幸福動力，也是生活中的安定要素，最後卻也成為心中最終的痛楚與牽掛！事實上，從我倆認識、結合、生活衝突、直到我死亡，愛爾瑪與我的關係是很糾結的，她是我渴望的完美愛情，但我對她所做的一切卻又背離長遠的愛情。
愛爾瑪曾這樣說過我：「馬勒是做著夢度過童年的，我從未見過任何人像他這樣旋風式地改變情緒。」「馬勒長久以來呼風喚雨，眾人莫不臣服，以致他極其獨立，感到高處不勝寒。」這些話語充滿著對我的崇拜卻也有相當程度的不滿。先前各位看到我對女人、妻子的要求，其實就是我寫給愛爾瑪的愛妻生活守則，我如暴君一般的指揮家性格絲毫沒有在婚姻生活中讓步。
而我對愛爾瑪的愛可以說盡是蕩漾在音符中，我與她熱戀時譜寫《第五號交響曲》的稍慢板樂章，被譽為廿世紀最美的音樂情書，因而一舉擄獲她的芳心。此曲到了廿世紀中葉也被導演維斯康提用於電影《魂斷威尼斯》中當配樂。另外《第六號交響曲》第一樂章的第二主題，小提琴展現熱烈飛揚的音符，就是愛爾瑪美麗奔放的象徵。
一九○四年我們第二個女兒出生，正當沉浸家庭歡樂氣氛時，我也完成了充滿悲劇色彩的《第六號交響曲》，並著手根據呂克特詩集譜成的《悼亡兒之歌》Kindertotenlieder。妻子愛爾瑪回憶：「半小時前，他還擁抱親吻初生的小寶貝，轉身隨即投入死亡作品的創作，轉變之巨令人害怕。」
外遇事件後以《千人》題獻示愛
愛爾瑪在精神調養階段，接受醫生所開的跳舞處方，因此在跳舞場合認識了小她四歲、年輕有為的建築師葛魯佩斯，葛魯佩斯對她驚為天人並迫不及待展開追求，兩人陷入熱戀（日後成為愛爾瑪的第二任丈夫）。
愛爾瑪面對抉擇，在那個當下她還是顧念夫妻情面選擇了我，她說：「我根本不能想像沒有他的日子….更別說是和另一個男人一起過日子。我常常會想要自己一人到別處展開新生活，但從來沒想過和另外一個人的可能。馬勒是我生命的中心。」而我也忽然醒悟到對她長久的忽視，之後給她寫信說：「如果你當時離開我，我會像沒了空氣的火焰遽然而熄。」這個出軌事件使我對她加倍關懷體貼，深怕失去我的最愛，甚至協助出版她的曲譜。
《第八號交響曲「千人」》規模龐大，指名獻給愛爾瑪，作為我自己對她無盡深愛的宣示，也是自我掙扎與救贖的展現，這也是我唯一一首有題獻者的交響曲。我先前所有的交響曲之於此曲而言，都不過是序曲。這也是我至今所創作過最偉大的作品，我從不吝嗇自己對《千人》的讚許。
其實《千人》一九一○年九月十二日首演前的八月廿五日，我帶著一顆沉重的心來到荷蘭的萊頓（Leiden），與知名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相約在此討論他破碎的婚姻，佛洛伊德說，我是戀母情結，愛爾瑪是戀父情結，兩人應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卻被時代捉弄。這時距離我告別人世只剩八個月又廿四天。
「為你而生！為你而死！愛爾瑪」
我生命中未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開頭的音樂，甜蜜到窒息，心痛到淌血，泣訴到斷腸，纏綿到地老天荒。不協合音在絕頂處拔高，延長到聽覺的極盡才解決。但在最後一頁手稿上，潦草地寫有「為你而生！為你而死！愛爾瑪」，斗大而令人震顫的字句，因為我當時完全意識到自己風中殘燭的生命，而卅二歲的艾爾瑪卻像是綻放的鮮花，情敵已虎視眈眈，準備接手當下一個丈夫。果然，葛魯佩斯在歷經一番追求後，於一九一五年與愛爾瑪修成正果。
我死了之後，愛爾瑪還多活了五十三年，依然情史不絕……好了，我跟我的女人們的故事講完了，有些部分或許顯得無聊冗長，但有些部分在當年可是比八點檔的肥皂劇還精采呢……下回聆聽我音樂時加進這些女人元素，肯定聽來更夠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