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根據北京演出行業協會對全市九十四家（包括小型劇場）營業性演出場所的統計，以及市場有關資訊。初步匯總資料：二○一一年北京市各類營業性演出場次共計21,075場；觀眾人數共計1,026萬人次；演出收入共計14.05億元。當中話劇類（舞台劇）演出有3,093場，占北京所有演出總場次的14.6%，比二○一○年（2,919場）略有增長。話劇類觀眾達101.9萬人，平均票價245元（人民幣），平均上座率80%。值得了解的是，這數字並不包含京劇類觀眾39.2萬人、其他地方戲32.3萬人、曲藝類34.7萬人及兒童劇類87.7萬人，京劇之外，這些演出都有80%以上的上座率。

數字的背後，首先反映的是堪稱火爆的舞台劇生態：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專業到非專業演出場地；原創、改編或是經典劇碼、正劇（straight play）、喜劇、鬧劇、悲喜劇、傳奇劇、歷史劇，到近五、六年來標榜「音樂話劇」、「桌遊話劇」、「減壓喜劇」、「段子話劇」、「京派搞笑劇」、「荒誕現實喜劇」、「魔幻愛情喜劇」、「浪漫音樂喜劇」、「勵志青春戲劇」、「密室懸疑爆笑話劇」、「時尚職場心靈喜劇」等新名詞、新概念紛紛上陣，各擁山頭；各種戲劇節、藝術節此起彼落；老字號專業劇團與新興民營劇場工作室分庭抗禮；主流戲劇、實驗探索戲劇、商演性質的戲劇演出等，各自有一片天。

「小」劇場與民間劇團的崛起與坐大

在二○○○年之前，北京的「小劇場」除了劇場空間小之外，也是藝術、實驗、先鋒的同義詞。但今天北京所謂的「小劇場」，基本上是從劇場座位與製作規模來定義，按照演出行業協會的分類，是指座位數在五百以下的專業與非專業演出場所，並無戲劇內容與形式的指涉。

深受蘇聯戲劇傳統影響的新中國戲劇原本是不存在小劇場觀念的，負擔政治宣傳的大型公立戲劇院團是唯一的型態。一九八一年林兆華《絕對信號》點燃的小劇場之光，但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有了北京小劇場話劇發祥地——中央實驗話劇院小劇場和中戲的「黑匣子」，到 一九九五年北京人藝實驗劇場成立，才算長了根，也算讓不少青壯導演有了一試身手的機會，掀起了北京小劇場話劇的最初一波熱潮。突出者如孟京輝的先鋒實驗戲劇，除了打開獨立製作的「體制外劇場」之門，也導入了商業劇場的水源。然而孟京輝一九九九年《戀愛的犀牛》不僅從先鋒與實驗出走，更以演出兩千場的票房佳績，讓「荒誕」、「現實」、「浪漫」等戲劇開始在北京長了苗，終結了小劇場等同於實驗先鋒的時代，許多不同的力量也積極投入各種小劇場的行列當中。

經過幾年的發展，二○○八年出現了最鮮明的轉變：小劇場戲劇一百四十八部，演出近兩千場，大劇場戲劇全年演出僅有三百場，約八十個劇碼。小劇場的蓬勃進一步促成民營團體迅速發展，還打造了不少成功品牌：戲逍堂、盟邦戲劇、大可樂劇社、哲騰文化、雷子樂笑工廠……這幾個名字都是小劇場演出海報上的常客，當時一年兩千場演出約有一半都是他們的出品。導演孟京輝表示，自己曾經認為，戲逍堂出品的話劇沒法看，但現在他發現，這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正在推動小劇場戲劇大步向前發展。

據統計，二○一一年北京專業民營演出團體有四百五十一家，超過一百個曾涉及小劇場演出，其中有廿多家是主營小劇場演出；「蓬蒿」、「方家胡同」、「繁星戲劇村」、「木馬」、「先鋒」、「蜂巢」等專門提供小劇場演出的新興場地，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在政策領導下，北京市政府也以「東城區」與「西城區」為首，以陸續完成翻修、新建近百座小劇場為目標，回應去年中央六中全會之後確立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方向。而各種背景與舞台劇沾不上邊的編導、製作人、投資者、演員……也取得了市場與媒體的發言權。

正因如此，今年邁入第五屆的青戲節，似乎也逐漸受到官方的重視。較以往不同的是，今年青戲節首度進入北京大劇院，在實驗廳裡舉辦開幕典禮及演出，並且也和台灣的廣藝基金會合作，將《黃粱夢》、《鬥地主》、《在變老之前逐漸遠去》等當地的演出，與台灣的《賊變》、《春眠》、《黑白過》三齣戲，以「黑白城市」為主題，以交換節目的形式取代邀演，讓兩地的小劇場有更進一步的交流。今年的青戲節總計有來自十三個國家、六十三齣戲，在北京十二個小劇場上演，相較於剛成立時只有十來齣劇目上演的景況，成長的速度的確不可小覷。

發展底下的陰影  「戲劇已死？」

但隨著市場的快速成長，首先帶動的是行業相關稀缺資源的價格上漲。首當其衝的是熱門劇場（尤其是小劇場）的租金上漲；同時主創的成本快速增長，二○一○年一線導演的費用都已經到達廿萬元人民幣以上，年輕的導演也能夠有五萬元左右；另一個主要成本則是在演員與明星的投入。對於編劇卻仍沒有等同的重視，甚至許多劇碼根本就沒有編劇，由導演、製作人、演員在排練過程中現編現演，邊演邊改，應景地與時事、新聞、流行話題、八卦靠攏，即興、模仿、爆笑、無厘頭、灑狗血……極盡誇張之能事。製作費用的高漲更牽動了演出票價的不斷攀升，短短五年間，小劇場的平均票價已經翻倍，許多小劇場不再是平民與學生可以輕易走進的地方。

二○○○年之前，戲劇圈普遍還不習慣談市場，多半因為戲劇在那個時代屬於某種高雅藝術範疇和小眾審美物件，不僅戲劇人以「藝術家」自我定位，多數觀眾也以「藝術愛好者」身分入場。面對這樣急遽的轉變與浪潮，讓一直站在「話劇應是高雅藝術」陣營的劇場人憂慮。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國家話劇院副院長王曉鷹曾痛陳：「在目前娛樂之風大行其道的文化消費時代，據粗略統計，二○一○年初至二○一一年中北京有三百五十多個小劇場劇碼上演，數量之多可謂壯觀，然而『三低劇碼』竟然占到一半以上，令人咋舌。」所謂「三低劇目」指的是低成本投入、低藝術品質、低道德水準，以迎合大眾的名義刻意低俗，以取悅大眾的名義追求無聊，美其名曰為緊張生活減壓，其實是為牟取票房利益不擇手段，全然不顧在文化意義上對觀眾、對自己應負的責任。知名老牌演員孫海英更痛陳：「戲劇已死」。

而本著培養青年戲劇人才、推動戲劇繁榮的青戲節在這樣的環境中，也更顯其重要。人稱「北京小劇場教父」的傅維伯表示，青戲節的存在可以平衡小劇場向票房傾斜的現象，並提供一個讓年輕導演完成夢想或探試市場水溫的可能。身為青戲節重要成員的導演紹澤輝更說：「青戲節提供了創作的空間，甚至是讓導演砸戲的可能，避免一次首演的失敗，埋沒了年輕導演的未來。」

高雅藝術話劇的危機或契機？

雖然北京的「高雅藝術派」戲劇勢力對於不標榜高雅標誌的商業話劇製作與從業者有著各種批評或攻擊，但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從前與戲劇無關的族群因此跨越了門檻，踏進了劇場，不僅人口組成多元化，戲劇在整個社會中的形象也被拓展與豐富化；有研究也顯示，不少白領在服用「減壓」與「爆笑」一段時間之後，也逐漸厭煩而開始嚐試高雅配方。而因應多元市場而逐漸完備的全國劇場巡演院線、多元行銷通路，以及無力生產高雅藝術的眾多新興演出場所，也提供了新的演出機會。

從數量上講，僅在今年前三個月，小劇場演出就達到1,107場，這一數字甚至超過其他大城市全年的小劇場演出數量。而且有個明顯的趨勢是，北京開始轉變角色，成為了舞台劇生產的核心基地，不少北京的製作開始大量輸出到外省市。歷史悠久的國家話劇院近期的《紅玫瑰白玫瑰》與《四世同堂》，不僅全國走透透，還衍生了不同版本，因應不同市場的需要。

政府部門也積極為舞台劇產業發展制定政策框架，研擬優秀劇作的獎勵辦法，解決北京民營話劇團體在稅收、融資方面的難題。天壇、天橋演藝區已經開工建設，一批老舊劇場將裝修、翻建，屆時有數十個大小場地將投入演出市場。

而為了溝通政府與演出行業之間的聯繫、推動行業的繁榮發展，原本偏重演出團隊與演出者的「中國演出家協會」正式更名為「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成立迄今已廿四年，目前協會成員包括各省、市、自治區、軍系和民間的演出團體、演出場館、演出公司、經紀公司、票務公司、舞美工程公司的單位會員和個人會員。國家級之下，全國已有廿四個省級演出行業協會。北京的演出行業協會也已經成立十年，不僅關注產業發展，更對成員的消防、安全、保險與產業人才養成投入資源與力量。無論當下北京的戲劇生態該如何定義，但朝向戲劇「大發展、大繁榮」的目標在走，絕對似非兒戲，也不是空談，值得持續關注。

仍須面對嚴格審批制度與技術專業不足

但是嚴格的審批制度，卻是中國劇場創作的一大門檻，也是許多赴中國演出團隊最頭痛之處。因為在演出前，劇本都需要通過相關單位的審查，才能正式售票。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裂國土、暴露身體及宣揚不當宗教等，均無法過關，而這其中許多分寸的拿捏又含混不清，審批所需的時間更是難以捉摸。而台、港或國外的演出，還要再層層上報，讓演出的不確定性更加提升。也正因如此，審批制度對於節目檔期的安排及演出的啟售時間影響極大，即使審批通過，售票時間可能已被壓縮，且無提前預售的可能，這對演出團隊的行程、行銷及對市場的掌握度威脅很大。此外，中國劇場對於舞台燈光等各項舞台技術的專業能力，較於台灣的技術劇場相對偏低，劇場後台的作業人員為不具劇場專業訓練的水電工或民工是時有所聞，赴中國演出的團隊對此也得有心理準備。

相對於台灣自由開放的創作空間、可預先規劃的檔期安排、可預期的行銷操作空間及純熟的技術支援等方面來說，這是北京或甚至是中國整體劇場都欣羨的，但看青戲節與近年北京戲劇市場的成長，數字還是會說話。我們希望台灣政府除了在拚經濟的同時，也不要忘記提出文化建設的新方向，別讓優勢逐漸被對岸迎頭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