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十年前，曹瑞原執導白先勇的經典小說《孽子》，在電視圈創下了另一個經典；如今，再度由曹瑞原擔任導演，由施如芳編劇，《孽子》登上了國家戲劇院。我想，先撇去與前兩部經典過多的比較，不論小說本身的人物刻劃有多麼細膩動人，抑或電視詮釋有多麼寫實深刻，姑且將這齣戲視為一齣單純的戲劇演出來檢視，亦假設該戲並非要進行什麼挑戰又創新的後現代劇場實驗，而是要說好一個故事（不論是轉譯經典的或是塑造全新的），並且將故事中內蘊的能量傳遞給觀眾。然而，文本的薄弱與劇場語彙的誤用，卻使劇場版的《孽子》淪為一齣耽溺傷懷、悲中求悲的濫情劇（melodrama）。

娓娓吐露團團的悲情

一齣好的戲劇，情節取決於角色行動，行動應先行於感動。若將感動設立為標的，而行動置於之後，那麼很可能觀眾所看到的，會是一堆角色情緒濃烈，無的放矢地噴發，卻不知所云，心無所動。從戲劇文本來看，此次劇場版《孽子》不僅結構薄弱，場景編排過於聚焦情感、回憶，無助於當下情節推展。每個場景看似都提供了一些訊息，但這些訊息對於整齣戲卻都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事件彼此之間少了緊密的串連，導致許多場景可有可無，徒像一堆散亂一地的靜態相片，看似每張照片的背後都有段故事要說，卻絲毫感受不到其中的氣味和溫度。

戲一開始，即揭示這群孽子們就像一群夢遊者，的確，透過劇中多處冗長的角色自敘和旁述，我們確實聽見了諸多角色各自的喃喃怨嘆。戲外穿插了不少說書橋段，欲架構整齣戲的時空和人物背景，卻始終停留在散文式的懷舊記述；戲裡則充斥著角色自我感傷的獨白，情緒滿溢，然絲毫看不見這情懷究竟從何而來，又將這些人物帶往何處？這些以情緒投射為主的片段無法深化人物性格，眾角色刻劃平板，缺乏動機和慾望，只是娓娓吐露團團的悲情，並將自己安全地裹入其中，就像幢幢長訴自己未竟宿願的幽魂般，一聲又一聲的嘆息，一次又一次的追憶，徘徊原地，停滯不前。情節如同瀕死一般，戲碼嚴重失溫，但角色仍無動於衷，只聞其聲聲的無奈吶喊，迴盪整個劇院。

沒有壓迫，哪來抵抗？

英文劇名Crystal Boys（水晶男孩）暗示孽子晶瑩又脆弱的本質，而孽子之所以成為孽子，乃是因為受到父權宰制之社會的驅逐，所以他們渴望自由、包容與被愛，但在這個劇中小人物與大社會對立的戲劇框架下，此種渴望救贖的聲音似乎被削弱了，或者根本不存在。「勿枉勿縱」斗大的四字標語貼掛在牆上，點明了威權時代的氛圍，整齣戲自始至終，孽子們猶如莎劇《仲夏夜之夢》裡的精靈般，無拘無束，放縱自如，閃耀的妖氣光芒大大蓋過了威權色彩。威權是被嘲弄了一番，但這嘲弄的技巧也未免太過輕鬆容易，顯得那些受盡委屈的角色所道盡自身處境無奈的話語，徒為庸人自擾。

沒有壓迫，哪來抵抗？沒有困境，何需掙扎？免除了加罪的威脅，罪孽又何來之有？既然沒有了前者，後者的喃喃自語遂成了空口說白話、為賦新詞強說愁，所有濃烈的情緒也只淪為賣弄和假扮。沒有了時代的烘托，人性的卑微和可貴自然無法顯露，因此阿鳳、弟娃、李母、傅老等人一連串的死亡，不僅沒有加劇戲中的悲劇力量，反而讓人對如此過度承載悲情的死亡逐漸感到麻痺，成了文本詮釋失策之下的冤魂。

戲劇文本企圖達到情感寫實，但搬演策略卻是有意無意地反其道而行，使戲中處處充滿斷裂，不時將觀眾推出情感滿溢的戲劇情境之外。戲中大量使用如神話史詩般磅礡壯闊又略帶奇幻色彩的配樂，亟欲用音樂來渲染悲劇性，完全符合了前述 melodrama （melody + drama）的本質，然而在戲劇情境未達音樂所烘托之情感的狀況下，音樂說得比表演還多、還急，辭溢乎情，不但音樂和戲劇扞格不入，無法使人入情，反倒將觀眾打醒，讓人質疑：我們究竟到了怎樣的國度？而且明明是一齣現代戲劇，卻全程使用字幕，這究竟是以電視劇為出發的思維，還是不信任演員的口條？一旦演員話中丟字少段，豈不是讓觀眾多了一個分心的對象？再者，演員走位生硬、單調，毫無流動感，有好幾處呈現出「你講完了換我講，我演完了換你演」的窘況，舞台調度就像被框限在鏡頭裡一樣。

不同氛圍情境並置  角色快速轉換

此外，戲中有些不同氛圍的情境前後發生，也有相異的舞台美學同時並置，不僅無法產生互補作用，反而在斷裂之下，突顯拙態。有時，演員一會自然對話，一會在講述回憶時，在毫無情境氛圍的轉換下，竟然對著空氣演了起來，甚至還產生肢體互動。李母（柯淑勤飾）一會與李青對話時瘋癲落魄，一會見著喇叭手如少女般展現曼妙舞姿，爾後又迅速回到之前的失魂狀態，這之中的差異，完整揭露了演員情緒的扮演性，整段表演的焦點，於是從角色可憐的處境轉移到演員快換角色狀態的功力。

然而最尷尬的，莫過於龍（吳中天飾）鳳（張逸軍飾）之間濃烈的愛。兩種不同根基的舞台語彙在未經處理之下的重疊，不但各說各話，絲毫沒有海水火焰般的交融，反而在相互映襯下，各暴其短。與張逸軍柔美、流暢的身線相比，吳中天原本就已生硬的體態，更顯得毫無駕馭舞台的能力；而張逸軍的舞姿雖唯美、脫俗，卻無法與前後寫實情境相容，自然無法形成對話，儼然自成一場獨立的晚會式表演。

此劇場版《孽子》是否再現經典，或者如何與經典對話，可能已非製作當前的問題，因為如此的變奏本身就是荒腔走板，早已曲不成調。然而，戲中過於以達到感動為目的，以催淚、賣笑、塞梗為手段，卻犧牲戲劇本質的情況，其實這不也呼應了這世代複製、消費悲情的戲劇主流？禁錮這一幢幢夢遊幽魂的蠻力，不是時代威權，而是戲裡揮之不去的自我傷懷，以及戲外導演與觀眾共謀的媚俗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