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從新銳創作者，到國內備受矚目的新生代編舞家，黃翊橫越十個年頭的編創生涯，一如他難以被歸類的舞蹈作品，既有彷若服裝裝置藝術的《身．音》，將手風琴與舞者軀體拼接，肉身即樂，亦有儼然是錄像藝術的《SPIN》，搭配楊常青製作的電子音樂，旋入顛倒異境，令觀眾微微皺起眉頭，卻又目不轉睛，縱情投身腦海裡的想像世界。「無論是古典或現代，會讓我留下印象的音樂，通常取決它能不能夠衝擊我，或讓我難過，或讓我被嚇到，至少必須具備一項，令我感覺這音樂超出原有理解範圍，帶來嶄新想像。」黃翊如是說。

從國標舞教室到現代舞課堂

自小混跡在父母開設的舞蹈教室，黃翊最先接觸到的音樂，幾乎全是探戈、狐步、恰恰恰、拉丁舞，這些不同國家的民俗音樂。然而浸淫在迥異於古典節拍組構的音感中，也造就後日黃翊對極簡音樂繁複井然的曲式結構，格外敏感。進入臺北藝術大學，成為七年一貫制的舞蹈系學生後，按捺不住心中對音樂更多的認知渴望，黃翊開始勤跑唱片行，在動輒消磨整日的法雅客，自A到Z，透過耳機聆聽池田亮司（Ryoji Ikeda）、Alva Noto、坂本龍一（Ryuichi Sakamoto）等作曲好手，獨自摸索彼時仍是冷門前衛、鮮少被用作編舞曲目的電子音樂。回憶起當時，黃翊笑著說：「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試聽角落，那扇窗外頭的風景，還有每次店員看到我用籃子裝一大疊CD去找他拆封，臉上的害怕表情。」

在北藝大的現代舞課堂上，經由恩師羅曼菲、張曉雄引介，黃翊領受了另一種音樂洗禮，遇見他鍾愛的作曲家佩爾特（Arvo Pärt）。身為愛沙尼亞當代舉足輕重的音樂創作者， 佩爾特曲風精簡且自在悠遊，甚至戲稱自己的音樂形式為「叮叮噹噹風格」（Tintinnabuli Style），宛如在微風中輕擺的風鈴，空靈流暢。聊起對作曲家的聆聽感受，黃翊分享道：「從他的音樂中，你可以聽見寬闊感，而不是困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一放出來，就好像能夠看到遼闊景觀。」二○一○年，黃翊奪下第三屆丹麥國際編舞大賽二獎的作品《低語》，即選用了佩爾特的Spiegel im Spiegel。

媒合古典與前衛  激盪舞作靈感

編創舞蹈，黃翊大多以音樂先行，透過曲子本身的樂句結構，一點一滴拼湊出舞作樣貌。對此，黃翊有著自己的生動比喻：「我喜愛聆聽好音樂帶出來的結構，宛如面對一棟結構精良的房子，走進去後，就可以順著玄關、客廳、廚房、臥室，一一裝潢完成，或在某些地方拆掉一面牆，微調，整體就可以很好。」這樣看似邏輯森嚴的創作手法，卻可能激盪出截然不同的建築景致。二○一○年版本的《浮動的房間》，黃翊採用了­顧爾德彈奏的巴赫《D小調協奏曲》，讓空間裡遊走無拘的舞者時而築起一道牆，時而幻化成一張桌子，一再探究人與人、人與空間的繁複關係，透過顧爾德恣意瀟灑的鋼琴詮釋，或快或慢，孕育出絲絲入扣的孤寂感受。

然而同樣採納巴赫樂音，黃翊於二○一二年榮獲第三屆台北數位藝術節數位表演首獎作品《黃翊與庫卡》，卻一躍而到傳統的相反位置，由編舞家親身與德國庫卡工業機器人共舞。這樣看似衝突對立的組合，在海飛茲（Jascha Heifetz）拉奏的巴赫無伴奏小提琴奏鳴組曲中，竟達到意外契合的融會。幽幽的樂音，配上機器手臂移動時沙沙作響，恍若譜寫出機械與靈魂的交會對話。當被問到為何挑選巴赫？黃翊打趣說：「因為巴赫和庫卡都是德國人，而且都很嚴謹！」

與當代作曲家合作  編音樂的舞

除了在既有樂曲中尋覓靈感，自二○一○年起，黃翊也開始與越裔法籍作曲家孫仕安合作一系列作品如《交響樂計畫 壹、機械提琴》Symphony Project、《雙黃線》、《聲音的影子》。創作軌跡橫跨戲劇、舞蹈、電影配樂的孫仕安，編寫音樂類型廣闊，遇上黃翊，讓兩人開始有了另一番全新碰撞。

二○一二年的舞作《雙黃線》，現場孫仕安以鋼琴伴奏，綿密的琴音與舞者身體形成一種私密絮語，和緩而深邃，然而在音樂形成的初始，卻遭遇了極大困境。回想彼時工作經驗，黃翊說：「我先提出自己想像的音樂氛圍，然後仕安彈了一個八拍，但前面三四五拍我想換掉，他就照做，等於我在編音樂的舞。一開始我們關係有些緊張，他覺得我逾越了創作界限，但一直磨到第一首音樂出來，配上動作後，他感覺這辦法似乎真能夠做出他不曾嘗試過的東西。」曠日廢時的作曲對話，幾乎花去跟編排舞作同等的時間，但在這有機的創作拋接中，建立起兩人的信任和理解，也給予編舞家反饋，讓黃翊備感珍惜地提及：「仕安會提醒我，不要太小心照顧音樂，有時候要超出其上，才能有更廣闊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