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Q：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Festival/Tokyo，以下簡稱F/T）的策展概念並非只限定於東京地區，而是作為日本面對整個世界的藝術節。在你擔任節目總監的五年之間，是否有發現日本的戲劇跟其他地區有什麼不同之處？

A：F/T從二○○七年開始舉辦，持續在探討什麼是戲劇、什麼是藝術，以及跟我們又具有什麼樣的關係作為主要概念。我一開始進入F/T其實是想做跟亞洲有關的藝術節。一方面是因為目前藝術家與資金匯集的地方都是以歐洲為主，另一方面是戲劇一定要先看過作品才能夠進行評斷，而亞洲是距離我們最靠近的一個區域。其實每個作品本身都會顯現不同的文化分野與社會性，例如東京、上海、台北等地方都擁有自己的性格，而碧娜．鮑許（Pina Bausch）更將自己所在的城市烏帕塔（Wuppertal）形塑成一個表演藝術重鎮。那麼，為何不考慮從我們的城市出發，來打造一個屬於亞洲共享的舞台藝術平台？

因此尋找世界上各種與亞洲及日本相關的作品，即時介紹並連結不同城市，是我作為F/T節目總監的一個挑戰。我們也籌畫一些鼓勵亞洲年輕藝術家參與的應募計畫，探討在東京可以發生什麼、而在東京演出的亞洲作品又代表什麼，進一步將日本東京所發生的戲劇，共享到整個亞洲地區。至於什麼是戲劇、什麼是藝術，我認為就是將外部所發生的事物連結到內側，這也是在創作過程中過於理所當然所以不容易被察覺的一件事——「藝術就是透過自己的作品、表演等形式向社會與時代應答。」

Q：在整個亞洲，日本的F/T是一個具有非常強而有力指標性的表演藝術活動。不單是亞洲的一個藝術節，也可以說是世界的先驅。如果從世界的眼睛去看台灣的藝術表現，又具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A：台灣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但是在藝術的制度面上可以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就讀藝術大學的學生在校園裡向老師學習，逐步成立自己的劇團，再朝著更大的舞台，例如國家戲劇院邁進，這是一個單純而明確的途徑。與韓國一樣，年輕藝術家可以在校園裡摸索出自己的方法，有制度且學術紮實地承接上一代的教導，這是一件好事。日本的情況就相對混亂許多，大部分藝術家來自於莫名其妙的地方，從毫無關聯的學習過程發展出自己的才能。我認為這兩種方式都各有好壞，畢竟靠自己一人的力量會顯得有些單薄，但藝術其實也必須維持多元發展的可能。有很多作品都混有某些系統或是大師風格，但這次來參與台新獎看到很多從未見過的作品，也都成功地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分野。

我來過台灣好幾次，實際上觀賞的都是以參賽作品為主，不能給予一個很整體的評價。但從高俊宏等人的作品中會發現：台灣跟日本一樣，必須不停考量自己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處於一個被美國、中國及亞洲各國撕裂的狀態。例如日本與韓國的電視節目、連續劇等文化有愈來愈相似的趨勢，也正因為如此，更要在這處境中追求自己的定位及思考與他者的關聯，同時創造個人的藝術表現。

看過台灣藝術家的作品後，我覺得都具有很強烈的人性關懷及歸屬感，這種作品的親密性是值得維持的。而且台灣的藝術創作有著很好的技術面，如果可以再強化作品的「他者性」（註），應該能夠創造出更為強而有力的表現。只要藝術家持續關注社會的脈動，當未來產生某些新的變遷或事件，就可以期待有更加突破性的成長。所以我希望台灣在歷經太陽花學運這樣的事件後，會刺激出更多新的藝術表現與作品。

Q：現在的日本藝術表現愈來愈接近社會與個人，雖然藝術節還是有大型的製作，卻不再以知名度，而是作品的力量作為主要考量。一個策展概念強烈的藝術節，會具有清楚的問題意識，邀請許多與社會關係密切的作品。相馬總監對於藝術與社會的關係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A：我離開F/T其實有許多理由，有一部分就是跟能否反映日本社會的觀點有關 。近代的日本是一個很「浮動」的社會，但在最近幾年，尤其是三一一大地震以後，原本飄浮的社會觀點逐漸走向踏實，開始有人討論核能問題、高喊日本加油，整體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產生人與人之間的連帶關係。對照這幾年台灣與韓國的經驗，藝術家更能透過自己的雙眼去觀看，確認許多社會現實與事實。

在離開藝術節之後，我開始思考現在要做些什麼。雖然藝術節掌握相對較大的權力，容易跟藝術家產生較好的互利關係，但我在思考的是，如何在獨立個人與體制之間找到一個平衡。例如台新獎也是一個制度，一個獎的舉辦需要體制的力量，同時藝術也需要個人的發展。對於藝術家個人，我在東京成立一個藝術公社，公社其實是以前日本國營企業的稱呼，但我希望可以從藝術這種個人的創作方式去完成某些大眾的工作。希望台北、台南，甚至香港、北京，每個城市都可以成立自己的藝術公社來連結個人與個人，藉由水平的連線建立網絡，最後可以形成一個亞洲藝術公社。讓體制與個人都不可或缺，如何雙管齊下追求平衡，是我日後努力的目標。

Q：你認為三一一之後的日本，有產生什麼不同的變化嗎？

A：有人說沒有任何改變，但我個人認為是有的。例如震災後藝術家們開始討論可以做些什麼，我們F/T又可以做什麼樣的事。的確有許多事是藝術無法做到的，像是醫療服務或軍隊救災，但經過兩三年的時間，藝術或許可以做些什麼，例如與死者對話及回憶死者、把某些過去的集體經驗重現，或提出核能問題讓社會產生不同的看法，我相信藝術是可以在社會產生一些力量的。

在地震發生後，F/T的觀眾席一直瀰漫著緊張的氣氛，許多人因為經歷地震開始回想至今為止的人生，討論核災發生後究竟要選擇逃亡或是留下，雖然每個人的觀點都不同，但藝術可以把訊息傳遞出來提出一些問題，而不單是對或錯的二元思考。我覺得震災某些部分反而提高了藝術的價值，讓人看到藝術的力量。至今福島的居民仍然無法返鄉，無論是自民黨或國民黨，我們所生存的社會都有著許多無法理解的部分，但在這些時候藝術就會讓人感覺美好。不管是台灣或日本，有時反而因為不安定所以增強藝術表現的力量，而震災後的日本世界觀真的變得相當地不同。

Q：最後，關於今年台新獎採用的新制度，相馬總監有什麼看法？

A：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挑戰，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自己在做藝術節的時候，常常覺得藝術家除了將畢生經驗與努力拿來做作品之外，也要兼顧不同領域的信賴關係，所以如果作品可以拿到台新獎，會是一個很好的鼓勵。藝術家不只要嘗試跳脫思考的框架，還必須堅定自己的想法，運用批判的眼光來呈現自我表現能力。我認為今年台新獎採取的新評審方式，其實提供藝術家一個很棒的機會，與自己的經驗產生更深的連結。

同時，審查藝術的人也必須懂得審查自己，因為審查者與被審查者雙方的信賴感是一個獎價值的一部分。所以台新獎藉由新的制度，嘗試追求一個新的價值觀是有必要的，因為這個獎評價的標準正是作品所創造的新價值，這也是目前在整個亞洲相當獨特且值得效法的部分。

註：在主體性建構中考量與他者的差異，協調與主體間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