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千秋
馬千秋(許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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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亞洲 尋找個人與體制的平衡 專訪前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節目總監相馬千秋

六月中下旬,應台新藝術獎之邀,日本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前節目總監相馬千秋特地來台擔任該獎國際決選評審。從二○○九年至二○一三年擔任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的策展工作,相馬千秋展現了她開闊的視野,讓藝術節成為亞洲創作力的開放平台,並鼓勵創作者與社會的對話。趁此機會,本刊商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系主任、熟悉日本劇場的林于竝老師專訪相馬總監,一談她對日本、台灣與亞洲表演藝術的觀察。

文字|林于竝、陳汗青、許斌
第260期 / 2014年08月號

六月中下旬,應台新藝術獎之邀,日本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前節目總監相馬千秋特地來台擔任該獎國際決選評審。從二○○九年至二○一三年擔任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的策展工作,相馬千秋展現了她開闊的視野,讓藝術節成為亞洲創作力的開放平台,並鼓勵創作者與社會的對話。趁此機會,本刊商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系主任、熟悉日本劇場的林于竝老師專訪相馬總監,一談她對日本、台灣與亞洲表演藝術的觀察。

Q: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Festival/Tokyo,以下簡稱F/T)的策展概念並非只限定於東京地區,而是作為日本面對整個世界的藝術節。在你擔任節目總監的五年之間,是否有發現日本的戲劇跟其他地區有什麼不同之處?

AF/T從二○○七年開始舉辦,持續在探討什麼是戲劇、什麼是藝術,以及跟我們又具有什麼樣的關係作為主要概念。我一開始進入F/T其實是想做跟亞洲有關的藝術節。一方面是因為目前藝術家與資金匯集的地方都是以歐洲為主,另一方面是戲劇一定要先看過作品才能夠進行評斷,而亞洲是距離我們最靠近的一個區域。其實每個作品本身都會顯現不同的文化分野與社會性,例如東京、上海、台北等地方都擁有自己的性格,而碧娜.鮑許(Pina Bausch)更將自己所在的城市烏帕塔(Wuppertal)形塑成一個表演藝術重鎮。那麼,為何不考慮從我們的城市出發,來打造一個屬於亞洲共享的舞台藝術平台?

因此尋找世界上各種與亞洲及日本相關的作品,即時介紹並連結不同城市,是我作為F/T節目總監的一個挑戰。我們也籌畫一些鼓勵亞洲年輕藝術家參與的應募計畫,探討在東京可以發生什麼、而在東京演出的亞洲作品又代表什麼,進一步將日本東京所發生的戲劇,共享到整個亞洲地區。至於什麼是戲劇、什麼是藝術,我認為就是將外部所發生的事物連結到內側,這也是在創作過程中過於理所當然所以不容易被察覺的一件事——「藝術就是透過自己的作品、表演等形式向社會與時代應答。」

Q:在整個亞洲,日本的F/T是一個具有非常強而有力指標性的表演藝術活動。不單是亞洲的一個藝術節,也可以說是世界的先驅。如果從世界的眼睛去看台灣的藝術表現,又具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A台灣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但是在藝術的制度面上可以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就讀藝術大學的學生在校園裡向老師學習,逐步成立自己的劇團,再朝著更大的舞台,例如國家戲劇院邁進,這是一個單純而明確的途徑。與韓國一樣,年輕藝術家可以在校園裡摸索出自己的方法,有制度且學術紮實地承接上一代的教導,這是一件好事。日本的情況就相對混亂許多,大部分藝術家來自於莫名其妙的地方,從毫無關聯的學習過程發展出自己的才能。我認為這兩種方式都各有好壞,畢竟靠自己一人的力量會顯得有些單薄,但藝術其實也必須維持多元發展的可能。有很多作品都混有某些系統或是大師風格,但這次來參與台新獎看到很多從未見過的作品,也都成功地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分野。

我來過台灣好幾次,實際上觀賞的都是以參賽作品為主,不能給予一個很整體的評價。但從高俊宏等人的作品中會發現:台灣跟日本一樣,必須不停考量自己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處於一個被美國、中國及亞洲各國撕裂的狀態。例如日本與韓國的電視節目、連續劇等文化有愈來愈相似的趨勢,也正因為如此,更要在這處境中追求自己的定位及思考與他者的關聯,同時創造個人的藝術表現。

看過台灣藝術家的作品後,我覺得都具有很強烈的人性關懷及歸屬感,這種作品的親密性是值得維持的。而且台灣的藝術創作有著很好的技術面,如果可以再強化作品的「他者性」(註),應該能夠創造出更為強而有力的表現。只要藝術家持續關注社會的脈動,當未來產生某些新的變遷或事件,就可以期待有更加突破性的成長。所以我希望台灣在歷經太陽花學運這樣的事件後,會刺激出更多新的藝術表現與作品。

Q:現在的日本藝術表現愈來愈接近社會與個人,雖然藝術節還是有大型的製作,卻不再以知名度,而是作品的力量作為主要考量。一個策展概念強烈的藝術節,會具有清楚的問題意識,邀請許多與社會關係密切的作品。相馬總監對於藝術與社會的關係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A我離開F/T其實有許多理由,有一部分就是跟能否反映日本社會的觀點有關 。近代的日本是一個很「浮動」的社會,但在最近幾年,尤其是三一一大地震以後,原本飄浮的社會觀點逐漸走向踏實,開始有人討論核能問題、高喊日本加油,整體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產生人與人之間的連帶關係。對照這幾年台灣與韓國的經驗,藝術家更能透過自己的雙眼去觀看,確認許多社會現實與事實。

在離開藝術節之後,我開始思考現在要做些什麼。雖然藝術節掌握相對較大的權力,容易跟藝術家產生較好的互利關係,但我在思考的是,如何在獨立個人與體制之間找到一個平衡。例如台新獎也是一個制度,一個獎的舉辦需要體制的力量,同時藝術也需要個人的發展。對於藝術家個人,我在東京成立一個藝術公社,公社其實是以前日本國營企業的稱呼,但我希望可以從藝術這種個人的創作方式去完成某些大眾的工作。希望台北、台南,甚至香港、北京,每個城市都可以成立自己的藝術公社來連結個人與個人,藉由水平的連線建立網絡,最後可以形成一個亞洲藝術公社。讓體制與個人都不可或缺,如何雙管齊下追求平衡,是我日後努力的目標。

Q:你認為三一一之後的日本,有產生什麼不同的變化嗎?

A有人說沒有任何改變,但我個人認為是有的。例如震災後藝術家們開始討論可以做些什麼,我們F/T又可以做什麼樣的事。的確有許多事是藝術無法做到的,像是醫療服務或軍隊救災,但經過兩三年的時間,藝術或許可以做些什麼,例如與死者對話及回憶死者、把某些過去的集體經驗重現,或提出核能問題讓社會產生不同的看法,我相信藝術是可以在社會產生一些力量的。

在地震發生後,F/T的觀眾席一直瀰漫著緊張的氣氛,許多人因為經歷地震開始回想至今為止的人生,討論核災發生後究竟要選擇逃亡或是留下,雖然每個人的觀點都不同,但藝術可以把訊息傳遞出來提出一些問題,而不單是對或錯的二元思考。我覺得震災某些部分反而提高了藝術的價值,讓人看到藝術的力量。至今福島的居民仍然無法返鄉,無論是自民黨或國民黨,我們所生存的社會都有著許多無法理解的部分,但在這些時候藝術就會讓人感覺美好。不管是台灣或日本,有時反而因為不安定所以增強藝術表現的力量,而震災後的日本世界觀真的變得相當地不同。

Q:最後,關於今年台新獎採用的新制度,相馬總監有什麼看法?

A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挑戰,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自己在做藝術節的時候,常常覺得藝術家除了將畢生經驗與努力拿來做作品之外,也要兼顧不同領域的信賴關係,所以如果作品可以拿到台新獎,會是一個很好的鼓勵。藝術家不只要嘗試跳脫思考的框架,還必須堅定自己的想法,運用批判的眼光來呈現自我表現能力。我認為今年台新獎採取的新評審方式,其實提供藝術家一個很棒的機會,與自己的經驗產生更深的連結。

同時,審查藝術的人也必須懂得審查自己,因為審查者與被審查者雙方的信賴感是一個獎價值的一部分。所以台新獎藉由新的制度,嘗試追求一個新的價值觀是有必要的,因為這個獎評價的標準正是作品所創造的新價值,這也是目前在整個亞洲相當獨特且值得效法的部分。

註:在主體性建構中考量與他者的差異,協調與主體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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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檔案

  • 1975年生,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前往法國里昂第二大學攻讀文化政策與藝術管理。
  • 2002年加入NPO Arts Network Japan,曾參與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的策劃(2004-2007年的中東系列),並建立「橫濱藝術平台:陡坡工作室」表演空間,於2006年至2010年間擔任總監。
  • 自2009年春天至2013年,擔任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節目總監。於2012年建立了「東亞駐地對話」,作為東亞藝術家與策展人間的溝通平台。
  • 2012年起在日本文化廳的文化政策委員會擔任委員一職。

(以上資料參考台新藝術獎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