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鎮戲劇節以封閉且獨立的空間特性，安排了十二場座談，營造了一種獨特的氛圍，企圖能引發無形的力量，對全球的戲劇界產生影響。
在本次對談中，雖然談到的只是美國劇場現況，但是回到台灣劇場生態面來看，關於政府補助機制的未來與困境、定幕劇商演模式的利弊，都可以從其中瞧出端倪。而對中國目前正急速發展的戲劇市場來說，中央所應扮演的角色，市場上白領劇、解壓劇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也都隱隱指出部分癥結所在。
當然，藉著各個成功的藝術家現身說法，指出如何在面對劇場生態與藝術創作時的理念，更是本次對談的重點。本刊特地摘錄對談重點內容，以饗讀者。
主持人：賴聲川
對談人：羅伯特．布魯斯汀Robert Brustein（編劇、導演、教育家）
黃哲倫Henry Hwang（東尼獎得獎編劇）
對談摘錄：黎家齊
賴聲川（以下簡稱賴）：我們談「現今美國劇場的概況」，希望以此帶出在今日世界裡應該如何做劇場，而且還要能夠在社會上產生真正的意義。當然，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黃哲倫（以下簡稱黃）：有一句話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光，同時也是最壞的時光」，我認為很符合當今的美國劇場。提起美國劇場，很多人閃過的第一個名詞是：百老匯。但它卻無法完整代表「美國劇場」。在經濟層面上，當下的百老匯是非常卓越的，甚至是最好的情況。
所以好的是，美國歌舞劇現在是最貼近美國大眾文化的時刻；壞消息是：百老匯其實是美國劇場非常非常小的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最不重要的！在美國最好看也最精采的戲劇，其實是在非營利劇場，或者地方劇團。二、三十年前它們存在的目的，是百老匯的另外一種選擇，也就是說，這些劇場是為藝術、而非營利而存在的。可反觀今日，所有非營利劇場所做的努力，都是想要成為「百老匯」。所以我才認為當今是美國劇場是好的時代，同時是最壞的時代。
布魯斯汀（以下簡稱布）：黃哲倫完全說清楚了我的立場。一九三○年代非營利性劇場運動相當興盛，它的歷史源自於羅斯福總統的時代，有個機構叫WPA，後來演變成聯邦政府在劇場的一個工作項目，主要目的是讓戲劇不只發生於美國某城市的某街道，而是在全美各處遍地開花。在當時，美國經濟低落，政府藉由此計畫讓藝術家、演員等重新找到工作。在政府補助經費之下，許多藝術工作者都受惠。這個聯邦戲劇計畫，讓劇場從紐約發散到全國各地。計畫持續了四年，最後被美國國會毀掉了，他們認為當中有共產黨存在，就此撤銷所有經費。
二次大戰後，一個新的「非營利性劇場運動」開始，它的目標與百老匯完全相反。百老匯是大眾的娛樂，目的在於為投資者賺錢；非營利劇場運動的目標，是希望創造劇場的藝術，讓觀眾欣賞一些市場上看不到的東西。可是，非營利性劇場運動仍無法單靠票房生存。幸運的是，美國國家文藝基金會及私人企業基金會開始投資、贊助這些非營利性劇場。回想起來這段時光，我感到十分有趣，那些代表著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家，如洛克斐勒、福特等，他們居然會投入資金在與資本主義理念完全相反的運動當中。一夕之間，演員、觀眾與劇團的關係、結構改變了。到百老匯看戲的是觀光客，而這些非營利劇團的觀眾，卻是每一個星期來到同一個劇場、看同一批演員，演出不同的劇碼。
你猜接著發生什麼事？政治又介入了劇場，再度破壞一個原本美好的地方。國會將劇場視為顛覆性的組織。但我認為，劇場本該如此——顛覆、大膽、前衛！所以政府大幅度地減少對劇場的補助，劇場的經濟支柱必須依靠票房收入。新的結構產生了：商業劇場和非營利劇場結合在一起。商業性劇場的製作人提供非營利、地方上的劇團資金，如果演出成功，便前進百老匯。於是，本來兩個完全不同目的與功能的劇場，變成了同一種東西。非營利劇團試圖發展為百老匯模式，在當地演出三、四週後，再搬到紐約於百老匯上演，原本在地方上的非營利劇團，成為百老匯「試演」新戲的所在。
賴：現在我們已經勾勒出當今美國劇場的輪廓、問題，那麼現在該怎麼辦呢？
黃：我完全同意布魯斯汀所言，現在美國劇場生態是出了問題。現在很多情況是：一個紐約人到地方上，和地方的劇團說：「試試看這齣戲會不會成功。」以我自己最新的戲《中式英語》Chinglish來說：我寫出來後，交給芝加哥一個劇場，同時，百老匯也有許多導演想要做這齣戲，便發展成：百老匯出錢、在芝加哥首演，若反應不錯就搬到百老匯。
問題是被選上搬至百老匯的戲，只有一種可能：他們認為它會賺錢。但是，身為一個藝術家，我們必須創作我們想說的、非說不可的。而且那些沒辦法成為商業劇場的戲劇，就不值得被創作嗎？對我來說，當今美國劇場存在更嚴重的問題：價值觀念的改變！你所做的一切，該如何定義它的價值？價值是否完全確立於金錢之上？
不以商業利益為前提的戲劇，照理來說會出現另外一種價值觀念，它能推動藝術前進。所以該怎麼轉化「金錢至上」的文化、價值觀，才是最迫切的問題。
賴：讓新觀念、新知識產生的大學學院來領導各方前進，與劇場、劇團攜手合作，或許是另外一條思路。布魯斯汀就是這整個模式的始作俑者，你有什麼想法？
布：謝謝黃哲倫開啟這個話題，這的確是問題所在，我是一個非常有理想的人，但理想常是難以實現的，理想存在的目的，是因為一旦理想存在以後，你便知道自己距離理想多遠。我在哈佛所做的「美國定目劇場」（American Repertory Theatre）是第一個和百老匯簽約的團體，我的確是始作俑者！
因此我完全不反對在非營利劇場裡發展出來的戲劇，是有機會製作成營利性的商業演出。就像曾被四十五個劇場拒絕，可是後來在百老匯演出大受好評的《晚安，母親》Night Mother，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但是根據後來的經驗告訴我：如果你在發展、創作的過程中，已經有製作人暗中盤算這齣戲有沒有商業發展的可能性時，它便會開始影響這個作品，把這個作品推向營利的性質，而非藝術取向了。
賴：除了我們剛才提到戲劇當中的商業模式與藝術性質，我們現今也常說某某文化是高級的，某某是大眾低俗的，布魯斯汀你的看法是什麼？藝術有分高低貴賤嗎？
布：我認為今天我們時常用「精緻藝術」、「高級文化」這個詞，但我認為，這些「精緻的」、「高尚的」，卻無可避免來自於「大眾的」、「底層的」滋養與演化。貝克特寫出《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這部偉大的作品，但若沒有傳統的歌舞廳、通俗的娛樂刺激的話，他也不可能寫下這個劇本；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如果沒有那些平民生活的經驗，也無法寫出影響世人的作品；卓別林和基頓（Buster Keaton）這兩位被視為通俗娛樂的演員，到現在卻成為藝術史、電影史上的經典。
賴：曾有人問我，在創作時會不會思考它的經濟價值，會不會預先知道這個作品是否賺錢？（看黃哲倫）你寫了很多得獎又賣座的作品，你的看法呢？
黃：對我而言，我從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能達到很高的商業價值。《中式英語》被譽為很成功的喜劇作品，但我寫的時候從來不覺得它好笑，有些情境在創作時我認為很好笑，但我無法準確地抓住觀眾的笑點！作為一個劇作家，你只能忠實地寫出自己想寫的，觀眾喜歡與否，已經無法在你的掌控內了。
賴：這點我非常同意，在創作時，如果你決心要寫一個「成功」的作品，你絕對會失敗，同理，當你決意要寫一齣很「藝術」的作品，你也會失敗。你只能忠實地寫出心中想寫的東西。而關於「創作上的背叛」，我認為無論是在創作商業性的，或是藝術性質的作品時，只要你不誠懇、想要討好觀眾，那便是背叛，和作品的經濟價值、文化高低無關。
謝謝布魯斯汀及黃哲倫，讓我們在「小鎮對話」中，進行一場真正的對談，談些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事情，和藝術、和生命，以及我們所熱愛的劇場。
